本案法院认定的存款关系是否成立？
----对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
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单纠纷一案的探讨
嵩阳 耀强
《河南法院网》2008年12月12 日登载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存单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基本案情为：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以下称农行方城支行）因与方城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下称城区农信社）存单纠纷一案，城区农信社于2003年9月5日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农行方城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方城县支行博望营业所（以下简称博望营业所）共同支付存款60万元及利息20万元。原审法院于2003年10月29日作出（2003）南民三终字第73号民事判决，农行方城支行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法院裁定本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经重审后于2004年10月20日作出（2004）南民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农行方城支行申请再审，原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并于2008年7月30日作出（2008）南民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农行方城支行和城区农信社均对该判决不服，分别于2008年8月24日和27日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具体案情详见如下链接：http://hnfy.chinacourt.org/public/paperview.php?id=24247
此案虽经市中级法院一审、省高级法院二审、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再审和省高级法院终审， 但反复研读（2008）豫法民二终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之后，总觉得法院几次审理认定的事实疑点丛生，再审和终审判决的理由很难众，判决的结果似欠公平。现将其中的疑点问题提出，并谈几点浅见，以讨教于有识之士。
疑点之一：农行方城支行上诉中认为：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城区农信社未将款项交付博望营业所，而是交付给张松林个人，该款项支付后，城区农信社多次向王磊夫妇和张松林追要贷款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法院应当查明城区农信社究竟向谁交付资金的？交付资金是何种方式？张松林、赵河镇政府与该笔资金的关系是什么？
疑点之二：农行方城支行依据刑事判决上诉认为：该款至2003年9月3日已全部归还，至此双方的借贷关系已经终止。且两级法院也查证2003年由王磊其妻已归还城区农信社14万元、赵河镇政府归还23万元，那么，法院应当查明城区农信社2003年9月3日将该笔款项债务注销的真相。
疑点之三：所谓的该笔储蓄存款发生在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依《储蓄管理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作为金融机构的城区农信社能够成为合法的储储主体吗？城区农信社违反《储蓄管理条例 》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的禁止性规定，其参与储蓄的行为有效吗？
疑点之四：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46条规定“同业拆借，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期限，拆借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四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是同业拆借的主管机关，负责管理、组织、监督和稽核同业拆借活动。”根据这些规定，假如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之间存在债的关系，岂不是又应当认定为“同业拆借”？法院认定的存款关系是否与上述法律与规章发生冲突？
疑点之五：存单约定的存期为一年、利率为2.25‰（年利率2.7%），以此计算，农行方城支行提前支付的利息只能仅为16200元。然而，城区农信社所谓交付资金之时“预扣双方约定利息86400元”，年利率水平高达12%。而该时期银行间同业拆借最高年利率为2.59%、单位及居民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为2.25%、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5.94%。城区农信社“预扣双方约定利息”执行的利率到底属于何种类型？在高息存款和贴水吸存早已销声匿迹的情况下，难道是贴水存款利率吗？倒扣利息造成资金使用者减少使用的资金为86400-16200=70200，该70200元的资金成本又有谁来承担？法院对这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高息行为不加评述和处理合适吗？
疑点之五：农行方城支行上诉中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案外人：一个是刑事审批中提到的款项领取人和城区农信社曾经追要过资金的人----时任赵河镇政府镇长的张松林，另一个案外人则是刑事判决书和原审法院再审的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的实际还款人----赵河镇政府。他们对城区农信社负有什么义务而被城区农信社讨债或给城区农信社还款？是否为城区农信社指定的用资人或者为实际的用资人？这一问题不查明，案件的性质就难以确定！
疑点之六：争议的存单载明于2002年2月29日为该存款到期日。存款到期之后，城区农信社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到农行方城支行提取存款，然而，却出现了“城区农信社多次向王磊夫妇和张松林追要”资金的情况，城区农信社做法的法律依据何在？直到半年之后的2003年9月3日“王磊及妻子归还城区农信社14万元，赵河镇政府归还23万元。”城区农信社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符合常理吗？难道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吗？令人费解的是，法院既然认定农行方城支行是存款的支付者，却冒出一个第三者“归还”资金，他们的还款行为居然得到城区农信社的认可，这是否为一种默契？
疑点之七：2002年实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第十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单位定期存款实行帐户管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款除外）。存款时单位须提交开户申请书、营业执照正本等，并预留印鉴。印鉴应包括单位财务专用章、单位法定代表人章（或主要负责人印章）和财会人员章。由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给存款单位开出‘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以下简称‘证实书’），证实书仅对存款单位开户证实，不得作为质押的权利凭证。”城区农信社作为金融机构应当知道并遵守上述规定，如果依终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城区农信社岂不存在重大过错？对于这种过错导致的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农行方城支行的资金损失难道不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吗？
上述重重疑点的存在，其根源在于终审法院搞错了争讼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本案，必须解决存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帐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以真实存款关系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应该遵循“双重真实性”原则，即不仅仅以存单为惟一依据，还要审查存款关系的真实性。持有人以存单、进帐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的，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与上述凭证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认为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的义务。在实践中此点规定通常包括以下两种行为：
一种行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金融机构真实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金融机构，从而引发的纠纷。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经常以存单等证据所载明的款项没有进入金融机构账户等事由来抗辩金融机构与存单持有人之间并未建立真实的存款关系。而《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双方是否建立真实的存款关系没有采纳此观点，而是以“交付”作为存款关系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符合民法理论转移占有的规定的，因为标的物一旦“交付”，在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风险的转移。所以在存款活动中，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款项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即告成立，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此后是否将款入帐，不影响存款关系的成立与效力，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金融机构真实存单，到客户处揽存，客户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交付”了款项并取得了存单，应认定客户与金融机构建立了真实的存款关系。至于此款以后是否交给金融机构则不影响对此法律关系的认定，金融机构应对真实凭证所记载的款项及利息承担支付责任。
另一种行为：存单持有人的真实存单与金融机构的底单不符，金融机构拒付存款而引发的纠纷。持有人以真实凭证为证据提起诉讼，如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或仅以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关系成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兑付存款的义务，因为金融机构底单是由金融机构填写并保管的，不排除金融机构内部不法分子修改、变更的可能性，而存单持有人则不能进入该系统，因此若金融机构以持有人提供了真实凭证与金融机构底单的记载内容不符为抗辩事由，法院不应该支持。
结合本案来说，存单的真实和印章的真实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如何证明资金是否交付农行方城支行，由此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本案是以原告城区农信社是以存单作为证据主张其存款关系的，在原审法院一审和原审法院重审时农行方城支行由于不能提供证明存款关系不真实的证据，承担败诉的后果是在所难免的。当（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农行方城支行根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受理此案是正确的，此时，农行方城支行亦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当进入再审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该条“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和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城区农信社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法律基础事实被农行方城支行依（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为证据而否定，城区农信社要推翻农行方城支行证据的有效性，应当提供具有充分的、足以排他的证据方能成立。换而言之，城区农信社应当对于资金的交付的相关问题、城区农信社与张松林和赵河镇政府的资金关系问题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证明。否则，（2006）南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就应当作为确定本案法律事实的证据。刑事判决证明城区农信社并没有向农行方城支行交付资金，故城区农信社主张的存款关系是不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一审原告请求农行方城支行和博望营业所共同支付存款8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
由此而言，原审法院再审认定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呢？笔者认为，原审法院再审认定“城区农信社借给方城农行60万元”而形成的“借贷关系”缺乏证据支持。
原审法院再审的逻辑思路是：既然王磊犯的是挪用公款罪，那么，城区农信社的资金经过王磊之手已转化为农行方城支行的资金，王磊只能挪用本单位的资金，不然就构不成挪用公款罪。
我认为，原审法院再审时运用刑事判决结果作为民事证据是有背民事证据规则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这里讲的可以作为证据的是指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而并非之判决的结果。王磊犯罪的定性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确定的。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在证据规则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民事案件是依照民事证据规则来确认事实的。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事观点集成》中“关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效力问题”的意见值得参考：对于生效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不宜从既判力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生效裁判的事实证明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径行对有关事实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在本案中，采用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城区农信社的真实存款关系不存在，城区农信社没有向博望营业所支付资金，民事审判应当依据这些事实作为证据为本案作出公正判决，至于刑事判决的主判条文属刑事范畴，民事审判则无权审查。
退而言之，即如城区农信社的资金的确交给王磊，也构不成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的借贷关系。其一，王磊的行为不代表单位，在所谓的“借贷关系”中，王磊既没有持加盖营业所公章的借据，也无本单位的委托手续，此案之前也无这方面的先例，何以证明王磊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次，王磊所持系虚开的存单，城区农信社是明知的，如果认定为“借贷关系”，那么对有具体的规定，城区农信社与方城农行之间的行为不符合借款关系的法律特征，同理也不符合同业拆借的法律特征。其四，城区农信社应当用证据证明资金是如何交付农行方城支行的，但是城区农信社始终未能出示相关证据，其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综合终审判决所显示的证据，笔者认为，本案实际上是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的王磊达成的一种默契：由农行方城支行开出存单作质押担保，由城区农信社提供资金给实际用资人，城区农信社的资金如期收回，虚开存单之事便“你知我知”，一旦出现资金风险则可以向农行方城支行追要。可见，本案包含了城区农信社与实际用资人形成的借贷关系和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之间形成的存单质押关系。
正确处理此案似应把握如下几点：第一，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影响本案的关键，刑事判决书还原了事实真相，由此，城区农信社的理由和诉讼请求已经失去法律事实基础，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及时行使释明权，告知变更城区农信社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城区农信社若不变更诉讼请求而仍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驳回城区农信社的诉讼请求。第二，如果城区农信社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可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进一步查明城区农信社资金的实际用资人，法官还可以运用证据“自由心证”原则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事实作出认定。第三，在实体处理上，笔者倾向于以城区农信社与农行方城支行的王磊达成的一种默契，由农行方城支行开出虚开存单质押将资金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然后把风险转嫁与农行方城支行为事实，由于城区农信社对此存单虚假是明知的，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明知存单虚假而接受存单质押的，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农行方城支行城区作出处理；农信社的资金损失，可依据《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这样，上述疑点皆可全部消除。鄙人之见，敬请指点。
关于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推动社区建设和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的意见
全国妇联 民政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建设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内贸局
〔1999〕19号
关于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推动社区建设和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妇联，民政厅(局)，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建设厅(局)，地方税务局，商委、商业(贸易)厅(局)：
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妇女八大提出的“巾帼创新业”号召，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加快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下岗女工再就业，全国妇联、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内贸易局联合发起了以安置下岗女工、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为主要内容的“巾帼社区服务工程”。
现对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提出如下意见：
一、把“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纳入政府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社区服务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社区在城市建设中的基础地位愈益显著，社区功能明显增强，群众对社区服务的要求也急剧增加。发展社区服务业对调整产业结构，拓宽就业领域，加快城市社区建设，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妇女是社区服务的主要受益者，也是社区服务的直接参与者，尤其在家庭服务领域中更具有特殊作用。全国妇联与有关部委联合发起“巾帼社区服务工程”，就是要发挥基层妇联组织的优势，更好地配合政府实施“再就业工程”，开辟社区服务新领域，推动社区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促进社区建设和下岗女工再就业，为妇女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的总体要求是：建立一支以妇女为主体的社区服务骨干队伍，发展一批具有较高服务质量的社区服务机构，兴办一批妇字号社区服务实体，培养一批“巾帼创业带头人”，激励更多的下岗女工进入社区服务领域再创新业。政府有关部门要重视发挥妇女和妇联组织在发展社区服务业中的重要作用，把“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纳入政府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切实加强领导，摆上位置，从各自的职能出发，齐抓共管，合力推进。各级妇联组织要努力发挥联系群众的优势，积极配合政府做好组织发动妇女进入社区服务领域的工作，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的规划和具体目标，采取有效措施，狠抓落实。
二、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妇女转变择业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区服务意识
各地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对下岗女工的宣传教育工作，运用新闻媒体和各种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国家改革大局和就业形势，宣传劳动光荣的思想和正确的择业观，宣传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风尚和人人参与、人人分享的精神，宣传社区服务的发展前景和就业潜力，宣传落岗不落志、艰苦创新业的妇女先进典型，教育下岗女工以国家利益为重，理解、支持、参与改革，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过份依赖国家和企业的思想，转变传统的择业观念和对服务业的偏见，认清社区服务业的发展是时代的需要，是群众的需要，懂得任何工作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引导下岗女工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善于抓住机遇，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条件，在社区服务领域中寻找新岗位，再创新业绩。
社区服务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把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与建设生活便利、治安良好、环境优美、团结安定的文明社区结合起来，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结合起来，与创建“巾帼文明示范岗”、“五好文明家庭”活动结合起来，围绕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开展示范社区、示范岗、优秀服务员等各项优质社区服务竞赛活动，通过竞赛激发妇女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培养社区服务先进典型，促进社区服务质量的提高和社区文明风气的形成。全国妇联将联合有关部门适时开展“巾帼社区服务工程”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评选表彰工作。
三、积极拓展社区服务新领域，大力发展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字号社区服务实体
根据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需要，以及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消费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地要积极开拓社区服务领域，扩大再就业渠道，鼓励和引导下岗女工从事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服务工作。社区服务业领域宽、容量大、用工灵活、就业便捷，可以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要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组织下岗女工开展小学生和儿童接送、婴幼儿托管、老年人生活照料、送货上门、小饭桌、餐饮、保洁、维修等各类服务，有条件的下岗女工还可以参与区街物业管理、房屋置换、法律服务、卫生保健、文化体育等工作。要注意研究和开发社区服务新领域，以满足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和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鼓励用人单位优先招用下岗女工，凡适合下岗女工从事的岗位，在招工时优先招收一定数量的下岗女工。要积极组织各种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促进社区组织和有条件的企业联合兴办服务实体，支持扶助下岗女工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发挥个体私营经济在社区服务业中的作用。各级妇联要大胆探索，采取自办、联办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字号社区服务实体，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开拓就业门路、方便群众生活的同时，增强妇联自身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
四、围绕社区服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下岗女工掌握进入社区服务领域的一技之长
各级妇联要积极配合政府，利用妇女再就业指导中心、职业介绍机构、妇女培训学校等阵地，开展多门类、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充分发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培训机构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培训内容要根据本地区发展社区服务业的需求来确定，使下岗女工掌握从事社区、家庭服务的基本技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妇联系统组织的下岗女工职业技能培训，按有关规定给予经费支持，鼓励下岗女工参加职业资格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并按有关规定对考试合格者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内贸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和商业学校也要面向下岗女工开展定向、分层培训，并为她们提供再就业专业技术培训服务。各地要加强社区服务再就业示范培训基地建设，推动社区服务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要加大对社区服务妇女骨干力量和“巾帼创业带头人”的培训力度，努力培养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社区服务专业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队伍，发挥她们在发展社区服务、组织互助互济活动、帮助下岗女工解困中的骨干带头作用。
五、发挥各部门优势，为下岗女工和妇联组织创办社区服务项目提供政策扶持和有效服务
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下岗女工和妇联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工作，创办社区服务实体，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引导，财政支持和信贷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具体政策。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内贸部门要按规定做好为自谋职业的妇女和从事社区服务的下岗女工提供政策咨询、择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并按有关规定减免相应服务费用。
各级妇联组织要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发展面向下岗女工的社区再就业服务机构，努力形成信息传递、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指导、法律援助一条龙服务体系，为下岗女工提供直接有效的服务与帮助。全国妇联要加强宏观指导，总结交流经验，支持和推动各大城市做好再就业信息指导服务工作。各地要切实维护在社区服务领域就业的下岗女工的合法权益，关心她们的思想和生活，关注她们在劳动保护、生育保险、报酬平等等方面的情况，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推动解决存在的问题。
六、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分类指导，使“巾帼社区服务工程”扎实有效，落到实处
各级妇联要发扬联系基层、联系妇女的好作风，深入社区、街道，深入下岗女工家庭，加强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需求和疾苦，开掘社区服务潜力和再就业渠道，为做好社区服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针对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各地在实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中，要特别注意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在经济欠发达、社区服务刚刚起步的地区，重点是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在经济较发达、社区服务发展较快的地区，重点是向多领域、多内容、多层次服务的方向推进；在经济发达、社区服务已发展到社会化阶段的地区，重点是推动科学规范管理，促进连锁经营，探索产业化发展道路。
各地在社区服务工作实践中已经创造了许多经验，要加强对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宣传，以点代面，推动“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的全面实施。全国妇联将联合有关部门适时召开“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经验交流会，探索进一步抓好“巾帼社区服务工程”的新途径、新方法，推动社区服务事业发展，促进社区建设和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
全国妇联 民政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建设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内贸局
1999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