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实施《渔业法》办法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实施《渔业法》办法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89年8月28日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11月27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实施〈渔业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渔业生产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养殖、增殖、采捕、贩运、销售水生动植物等渔业活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发展渔业生产的方针，加强对渔业工作的领导，合理规划和开发利用水产资源，鼓励渔业科学研究，加速渔业生产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四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渔业工作。
公安、水利、交通、环保、卫生、工商行政管理、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实施，做好渔业工作。
第五条 对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进行渔业科研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第二章 养殖和捕捞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养殖水面的养殖和捕捞要应统一规划，保持生态平衡；鼓励和支持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充分利用现有水面、采矿塌陷区、地热资源和工厂余热，发展养殖业，推进渔业产业化。
第七条 承包、租赁和其他经营形式使用全民所有的养殖水面，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水面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跨行政区域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核发水面养殖使用证，确认使用权。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面从事养殖生产，无正当理由使水面荒芜满一年以上的，由发证机关责令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应征收水面荒芜开发费，并可吊销养殖使用证。
水面荒芜开发费按当地同类水域平均亩产值的10％征收，用于水面开发。
第八条 对养殖水面，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可由集体或个人承包，也可实行租赁、股份制等经营形式，允许并支持引进外资和省内外单位、个人投资开发利用。
承包养殖水面应签订合同。开发荒滩、荒水、洼地的，承包期可为20年以上。发包方和承包方应严格履行承包合同。
第九条 养殖水面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权属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在处理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养殖生产。
禁止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禁止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和养殖设施。
第十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鼓励和支持养殖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池塘精养、网箱养鱼、围网养鱼、稻田养鱼、山区流水养鱼和工厂化养鱼。
第十一条 国营、集体渔场应发挥技术、设备等优势，做好种苗的繁殖、培育和供应，开展技术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发展水产养殖生产，应优化养殖品种结构，积极发展虾、河蟹、鳖等名优水产品的种苗和养殖生产，增加名优水产品产量，提高经济效益。
第十三条 鱼塘建设，应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和农业结构调整计划，主要利用荒滩、荒水、洼地，严格控制占用耕地。
因建设需要征用精养鱼塘，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征收鱼塘建设改造基金，用于新鱼塘建设。具体征收办法，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鼓励和支持种植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合理利用宜植水体和荒滩、荒水、洼地种植芦苇、蒲草、芡实、菱、藕等水生经济植物，并发展深度加工。血吸虫病流行区，禁止种植芦苇。
第十五条 凡从事捕捞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发证机关于每年第一季度，对捕捞许可证进行一次年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捕捞许可证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
第十六条 在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场所以外进行捕捞的，必须凭原有的捕捞许可证和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证明到作业场所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临时或专项捕捞许可证。
外省进入我省境内水域进行捕捞的，须凭外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介绍信和原有捕捞许可证，并经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第十七条 设置渔具、种植水生植物，不得影响航运和泄洪。
第十八条 在禁渔区、禁渔期不得进行娱乐性游钓。在养殖或增殖水域进行游钓的，必须征得养殖者或增殖者同意，有条件的可划定游钓区。
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必须持有渔监管理、渔船检验机构核发的有关渔业船舶证书。
渔业船舶经交通管理部门批准领取临时运输许可证后，可以从事运输生产。
制造、购置（进口）、更新改造、大修的渔业船舶和为渔业船舶生产的主要船用产品，应经省以上渔船检验机构或其授权机构检验合格，方可使用。
第三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条 渔业受益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交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
第二十一条 禁止炸鱼、毒鱼、电鱼和在沿江、沿淮闸口套网捕鱼。禁止使用鱼鹰、密眼地网、动力蚌扒、拦河缯、镣业等工具捕捞。在鱼类洄游通道捕鱼，应留出水面一半以上的宽度，不得遮断水面拦捕。
禁止制造、销售禁用的渔具，不准宣传和传授禁用的捕捞方法。
使用网箔、钩类及捕捞小型成熟鱼、虾和掠食性鱼类的小网目网具等渔具，必须经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二条 用于天然或增殖水域捕捞的围网、拖网、扳网、拉网、张网的取鱼部分的网目不得小于5厘米（银鱼、鲚鱼网除外），刺网的网目不得小于7厘米。
第二十三条 主要水生动物的可捕标准：青鱼、草鱼750克以上；鲢鱼、鳙鱼500克以上；鲤鱼250克以上；■鱼、鳊鱼、鲴鱼、鳖150克以上；河蟹、鳗鱼、黄鳝、鲫鱼75克以上。
禁止捕捞、收购、贩运、销售可捕标准以下的水产品。
第二十四条 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鱼类的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划定禁渔区、禁渔期，并设置标志。
在禁渔区、禁渔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捕捞，不得收购、贩运、销售违禁作业的渔获物。
第二十五条 严禁捕捞、贩运、销售白暨豚、江豚、中华鲟、白鲟、水獭、大鲵、胭脂鱼和长吻■、鲥鱼等国家和省规定的一、二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误捕的应放回原水域；误伤的应采取保护措施，并及时报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死亡的应报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由其按管理权限进
行处理。
未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捕捞、收购、贩运、销售天然水域中河蟹、鳗鱼等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怀卵亲体和种苗。
因科研、养殖等确需捕捞、收购、贩运禁捕或限捕水生动物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在鱼类洄游通道筑坝、建闸应征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建造过鱼设施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在渔业水域新建排灌站，排灌单位应在排灌水口建拦鱼设施。
沿江沿淮已建闸的湖泊，水利部门应在不影响农田灌溉和工程安全的情况下，按照鱼类洄游规律适时开闸纳苗，增加湖区渔业资源。
在江河、湖泊等渔业水域进行爆破、勘探、疏浚航道、吸沙或兴建锚地、水工程和其他设施，施工或建设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渔业资源的损害。
第二十七条 对兼有调蓄、灌溉等功能的渔业水域，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利部门商定最低保鱼水位线，并建拦鱼设施。因特殊情况确需在最低水位线以下用水的，须经当地人民政府同意。给渔业生产造成损失的，应给予经济补偿。
第二十八条 引进水生动植物种苗，必须进行检疫。
第二十九条 凡从事水产品原种、良种和青、草、鲢、鳙鱼种苗生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领取《水产品种苗生产许可证》和《水产品种苗销售许可证》。
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水产品种苗。
第三十条 凡从事鱼药生产的单位，必须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省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鱼药生产许可证》。
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鱼药。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渔业水域排放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工业废水，倾倒工业废渣和其他废弃物。
禁止在渔业水域沤麻和洗涤有毒器具及其包装物品。禁止在渔港、种苗基地、养殖区和珍贵水生动植物的保护区新建拆船等污染严重的企业。已在上述区域建立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应限期治理，逾期达不到要求的，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或迁移。
第三十二条 卫生部门为了防治血吸虫病，需向渔业水域投药灭螺时，应事先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商定投放时间和地点，兼顾渔业资源的保护。
第四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本行政区域的渔业，由本行政区域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跨行政区域的渔业，由毗邻区域的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共同管理，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管理权属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渔业生产纠纷实行分级调处。跨行政区域的，由纠纷双方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调处，调处不成的，由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裁决。
第三十四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置渔政、渔监管理机构或配备渔政、渔监管理人员；根据工作需要，按管理权限经批准可设立渔船检验机构。在重要渔业水域和重点渔业乡（镇）可设置渔政、渔监管理机构或配备渔政、渔监管理人员。
县以上渔政检查、渔监管理和渔船检验人员应是国家公务人员，并经省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考试合格领取执法检查证件后，方可上岗。
第三十五条 渔政、渔监、渔船检验管理机构按其职责分工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的执行，查处违法行为。
（二）监督检查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和渔业水域的生态环境。
（三）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水面荒芜开发费、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鱼塘建设改造基金和渔业船舶登记、检验费。
（四）登记检验渔业船舶，核发、检查、吊销渔船牌照、渔船驾驶执照和捕捞许可证。
（五）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处渔业生产纠纷和渔船交通事故。
第三十六条 乡（镇）可根据需要建立群众性的护渔组织或聘用护渔人员，在县（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依法开展护渔管理工作。
第三十七条 重要渔业水域，根据工作需要，经省公安厅批准，可设置公安派出机构，负责渔业治安保卫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下列违法行为，按《渔业法》和《实施细则》规定处罚：
（一）炸鱼、毒鱼的，未经批准使用电力捕鱼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进行捕捞的，擅自捕捞国家规定禁止捕捞的珍贵水生动物的。
（二）未按规定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违反捕捞许可证规定进行捕捞的。
（三）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捕捞许可证的。
（四）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的，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
第三十九条 下列违法行为，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制造、销售禁用渔具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禁用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可处500元－1000元的罚款。传授禁用捕捞方法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200元－500元的罚款。
（二）捕捞可捕标准以下水产品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渔业资源损失价值的1至3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没收渔具。贩运、销售可捕标准以下水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渔业资源损失价值的1至2倍的罚款。
（三）擅自捕捞、收购天然水域中鳗鱼、河蟹等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怀卵亲体和种苗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渔业资源损失价值的1至4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没收渔具。擅自贩运、销售天然水域中鳗鱼、河蟹等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
怀卵亲体和种苗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渔业资源损失价值的1至3倍的罚款。
（四）未领取《水产品种苗生产许可证》和《水产品种苗销售许可证》擅自生产、销售原种、良种和青、草、鲢、鳙鱼种苗的，或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种苗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水产品种苗和违法所得，并可处200至1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许可证。
（五）未领取《鱼药生产许可证》擅自生产鱼药的，或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鱼药的，由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没收鱼药和非法所得，可并处鱼药价值2至3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条 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等作业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建设或施工单位按损失价值的1至3倍予以赔偿。
被吊销渔业证件的，在6个月以后方可重新申请办理。
第四十一条 非法捕捞、贩运、销售珍贵水生野生动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安徽省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渔监、渔船检验管理规定的，按照《安徽省渔业船舶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造成渔业水域污染和渔业资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除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按损失价值的1至3倍赔偿外，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渔业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水上进行流动作业的，必须先执行有关处罚决定。
第四十四条 罚没款一律上交地方财政，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水面荒芜开发费，应专户储存，专款专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8月28日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解释均规定了对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的相关条款，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更细化的司法解释，影响了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有效实现。尽管利用刑罚的手段处罚犯罪分子可以抚慰被害人的创伤，但只有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给予实际弥补才能使其因犯罪而遭受的创伤真正愈合。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程序上的设置和实务操作上的改良以实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害赔偿权。
【关键词】被害人 损害赔偿 途径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惩治犯罪、保障被告人诉讼权益的同时，无形中忽视了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益，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无法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弥补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如何从经济上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损失，是本文探讨的要旨。
一、现实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通过笔者在公诉工作中的实践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有效补偿存在以下难点：
（一）程序上设置的不合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公诉人在收到承办案件后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刑庭仅受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侵财类案件的被害人，往往还要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经济赔偿问题，检察院履行告知义务成了为告知而告知，没有任何实体上的意义，也容易使被害人产生误解。
（二）审查起诉阶段对化解矛盾、促进达成赔偿协议的局限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富有责任心的办案人会积极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化解矛盾。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办案人参与化解矛盾的案件数，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得到补偿的机率不高：一是检察院不具居间调解的主体资格，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托；二是大多数检察院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化解矛盾方法，在具体实践中针对相似的案件往往得不到相同的处理，部分被害人失去了索回损失的最佳时机；三是判决结果由法院说了算，检察院在对最终判决结果不具有决定权，因而无法在调解过程中给予犯罪嫌疑人任何承诺，譬如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从轻处理等，无法赢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调解工作无法达到预定效果；四是一旦法院判决没有达到已支付赔偿的被告人的心理预期，则很可能会调转马头找检察院参与调解的办案人麻烦，造成累诉和缠讼。归结于以上诸点理由，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往往仅针对案情轻微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化解矛盾的努力，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做到案结事了。这样一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利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三）精神损害赔偿未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
我国立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配被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之外，笔者认为有以下不妥之处：
其一、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不符合法律精神。从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大多数国家规定“精神损害可获得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已被立法所确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出台，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上填补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空白。而与之相反的是，2000年12月13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都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之外，形成在普通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与司法的“二元化”，出现了民事侵权立法和司法的冲突，二者在立法层面的冲突非常明显，已经破坏了司法层面的法制统一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依附于刑事诉讼但其本质上还是解决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及精神损失赔偿纠纷，属于侵权赔偿的民事诉讼。因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除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相关要求外，还必须遵循《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诉讼范围。
其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不利于从实质上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打击犯罪的目的不仅仅是防止犯罪、杜绝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要想实现真正的和谐，还必须顾全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弥补他们的损失。我国刑法及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仅追究刑事犯罪中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及其家属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身心健康及其相应的人格权不受法律保护，这无疑是有欠妥当的。像杀人、强奸、故意伤害、强制猥亵等刑事案件中，纵然被告人会因为被判处刑罚而得到惩治，从而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心理安慰，但其身心受损的实质性伤害却无法得到弥补，仅仅依靠调解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物质上的补偿不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不能弥补法律规定的缺位。
其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符合人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人文主义的繁荣，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和尊重。建立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社会上个人的利益。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依法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给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造成比物质损害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也将依法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并非自然抵消或免除其民事责任。仅准许其对物质损害提出赔偿诉求而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与我们目前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其结果也是不公平的。
（四）犯罪嫌疑人多经济状况不佳，为赔偿设置了障碍
先抛开精神损害赔偿不谈，我们来看看物质损害赔偿。侵财类犯罪的犯罪分子多数经济条件不佳，除了当场抓获之外，赃款赃物几乎都挥霍一空。例如今年我院受理的罗某抢夺案，罗某实施了百余起抢夺犯罪，抢夺的对象均是中年独行女子，根据证据和罗某指认犯罪现场的情况，最终认定的有42起。审查起诉阶段认定的犯罪数额近20万元，所获赃款赃物均已不知去向。最终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害人在接到《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后纷纷来电或是亲自来检察院找办案人了解赔偿事宜，在了解到罗某没有偿还能力后纷纷表示不愿聘请律师、交诉讼费去打一场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冤枉官司。类似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相当多。如何突破犯罪分子没有偿还能力的硬伤、给予被害人及其家属切实的物质安慰，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被害人经济损失赔偿途径的思考
如何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的途径，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不懈探讨的一个热点。笔者拟提出自己的几点浅见：
（一）针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在立法中加以合理变更。
对于此种程序上的设置，可以选择两个方案加以改善。
其一、针对侵财类刑事案件，检察院可直接将此程序滤去，而是变更为告知被害人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并提示民事问题可聘请律师通过民事审判程序解决。其二、仍然保留该程序，法院一并受理侵财类案件的附民诉讼请求。方案二便利了被害人，简化了程序，但是对于刑庭而言则增加了工作压力和难度，对法官素质也提出更高要求。
（二)检察院有必要与司法所、公安机关、法院加强联系，并就调解矛盾事项达成某种机要。
检察院的职能设置中没有调解人民矛盾的内容，不具有调解矛盾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司法局的职能之一就是人民调解组织业务，在化解矛盾上可谓名至实归。检察院与司法局联合，可以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中的矛盾化解工作找到依托的主体和场所，也可以将化解矛盾的对象扩展到作不起诉处理外的其他案件，从而从最大程度上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
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联合，早日介入侦查阶段的化解矛盾，针对可诉可不诉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尽到赔偿义务、双方矛盾化解的情况下可以作撤案处理。这样操作不但可以监督调解工作中的规范性和廉洁性，也可早日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还可以节省司法资源。
检察院与法院建立某种机要，其目的是解除调解中犯罪嫌疑人的顾虑，其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够得到法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从轻处理，从而使调解工作与判处刑罚的轻重紧密联系起来，使调解工作能够成为刑事附带民事领域的“辩诉交易”。
再则，司法几家联合、共同关注案件的调解工作，可以达到制约和平衡的作用，预防调解工作中的司法腐败问题。
（三）制定措施跨越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硬伤
真正让被害人心寒的是一纸判决得不到履行。被害人损失得不到赔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遭受同等的损害却视加害人财力的大小而有悬殊的赔偿后果。以我院去年受理的孙某某交通肇事案和张某某交通肇事案为例说明。孙某某系公职人员，其酒后驾车伤人逃逸，被害人李某某经司法鉴定构成重伤，孙某某在其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20余万元，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办案人调解一次性赔付40万元，前后共计赔偿60余万元，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满意。张某某系河北省某县农民，一天深夜驾驶不合格机动车辆经过大港境内时撞倒路中央的郑某，郑某在被撞击后再度碾压致死。张某某家贫，连郑某的丧葬费都没有支付。郑妻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精神失常。
如何突破加害人财力不足的桎梏而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赔偿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针对侵财类案件，法院可将罚金的一部分返还给被害人，从而弥补被害人部分损失。所谓罚金，指的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其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刑罚。罚金被缴纳后，相当部分上缴国库，部分依比例回到法院成为其可支配的资金。这样的程序设置在打击犯罪的大前提下却忽视了被害人才是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没有顾及被害人的利益。
其二、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被害人应享受减免诉讼费的优惠，同时对案情复杂、损失重大的案件，应由司法所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援助，从诉讼费和律师费上为被害人减轻负担。具体操作可由被害人向法院和司法局提出申请，再由被申请单位提供援助。
其三、针对被害人未得到足够赔偿的案件，可将本应收归国库的罚没钱物灵活变通地交于被害人，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的损失。
其四、建立针对被害人的“国家救济”制度。在上文中提到的张某某交通肇事案中，张某某没有能力赔付郑某亲属从而导致郑妻精神失常，此类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国家可动用国库资金或建立基金会筹措资金，为刑事案件中遭受沉重打击并且未获加害人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经济援助，缓解受害家庭的伤痛，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其五、在监狱内建立有发展前景、利润高的企业，建立社会化服刑环境，将未依判决全额偿还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服刑犯人安置在劳动强度稍大、利润更高的工作岗位，将其劳动所得按月支付给被害人或其家属以弥补部分损失。
三、小结
当然，如何救济被害人损失是一个涉及到公、检、法、司四家的复杂命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也争论已久。本文从从立法、司法甚至是行政的角度提出一些应然性的构想，可望对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借鉴。作为一名检察人，我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权利，在制度的设置还相对滞后的前提下，秉着法律良心尽可能在实务工作中为民解忧。
作者：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孙建英 陈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