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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法鉴定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杭州市司法局　　倪　毅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简单地说，司法鉴定就是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中依法进行的鉴定。作为司法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1998年国务院明确赋予司法部指导全国“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这是我国法制建设是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改变现阶段我国司法鉴定现状，适应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今年我市市级机构改革中，也在司法行政机关中增设了“司法鉴定管理处”，明确赋予了“指导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模式也在我市呈现出积极探索、稳妥推进的新局面。作为司法行政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本人就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及改革完善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 司法鉴定制度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鉴定活动是随诉讼活动产生的。国家的司法职能出现以后，由于诉讼活动的开展，便有通过鉴定提供证据和审查证据的客观要求。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
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如鉴定的申请权、鉴定决定权、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的效力等均写入了法典，体现了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反映出鉴定制度改革的时代特点及与司法制度发展的同步性、层次性。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秦汉以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逐渐兴起与扩大。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1996年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
50多年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活动都经过十分艰难、曲折的历程，法制基础薄弱，作为诉讼制度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的司法鉴定制度无疑较显稚嫩。

二、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司法鉴定工作一直被作为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侦查、审判工作中得到较多运用。建国以来，我国每年鉴定案件由最初几万件上升到近几年来的近百万件，司法鉴定在为处理各类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建设角度来说，这项工作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中，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加强司法科技建设，把“科技强警”、“科技兴检”、“提高办案的科技含量”作为业务发展战略，具备了与其他业务建设相应的规模。但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讲，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多种弊端，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较为滞后
1998年以来，在司法鉴定工作改革过程中司法部根据国务院职能配置，颁布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面向社会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鉴定人的资质条件等准入标准；黑龙江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结合本地实践，先后出台了司法鉴定地方性法规，有力地推动和规范了上述地区的司法鉴定工作。但从全局上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对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三大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范司法鉴定的统一法律，只有各部门规定的调整特定范围的司法鉴定规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鉴定的标准和效力层次无统一规范，鉴定的程序和方法无统一规则，鉴定的受案范围无统一标准；鉴定的执业分类无统一规定；鉴定的管理无统一的主管部门，鉴定的法律责任无统一的确认体系等等。于是，国家各司法机关因司法工作具体操作急需，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购规章性文件：比如公安部制定的《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鉴定暂行规定》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无法可依的困扰，对于本部门的司法鉴定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总的来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循其原因主要是：
1、这些规定的效力从本质上讲只适用本部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01]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本人与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律师的观点相同，即从文件本身的性质来看其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的确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当然也如同刘洋飞律师所述：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从法理上讲由于这些规定仅适用于本部门，不具有普遍效力，同时诉讼活动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系统，一旦诉讼推进到新阶段，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规则，往往会出现相互扯皮、重复鉴定的情形，使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损害。
2、这些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3、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二)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当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为保证侦查、检察、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都建立了与本部门工作相适应的鉴定机构。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在司法鉴定各项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种种不匹配和扭曲的现象，一方面规定鉴定人同司法人员一样应实行回避制度，要求鉴定人中立于双方当事人，以体现保持“中立鉴定人”的底蕴；另一方面又规定这些人员属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如列入司法机关人员编制、享有公职人员身份等，使鉴定人处于不能中立的结构中，致使鉴定人的定位和实际处境相矛盾。一旦案件涉及司法机关自身的责任问题，鉴定程序的公正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就难以保证。
(三) 司法鉴定的范围、对象无明确界定
　　司法鉴定的范围，一般是指司法鉴定开展的学科范围，其鉴定对象则是指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l19条至122条、《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对鉴定的范围仅以“与案件有关的专门问题”一言概之，但对什么是“专门问题”法律上没有界定，也没有补充性法规作明确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如何调整鉴定范围，致使实践中对该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无法律依据。
(四) 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较为混乱
当前，尤其是公、检、法等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司法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有关鉴定受理的统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的鉴定受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混乱性和重复性，只要有送鉴的，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信，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管辖区域和是否有能力鉴定，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造成当前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产生了负面效应。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也较为混乱，不同的鉴定机构就同一问题作出意见相反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的确定无章可循。尽管各级公、检、法、司以及部分院校设立了鉴定机构，可是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却未见国家有明文规定，也使得司法鉴定工作的秩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五)缺乏科学的鉴定人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
健全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培训制度，是进行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近几年来，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改进，对外语和计算机的能力与水平考核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完整体系，晋升标准仅仅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客观上形成了技术职称晋升就是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影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近代以来，接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奉行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了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司法人员积极主动地提起追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忽视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法制建设等造成的。近年来，我国通过修改民诉法、刑诉法，初步地改革了审判制度，审判实务上也正在探索审判方式的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受上述诉讼理念的束缚，对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制度却未有大的突破，有碍于司法公正。因此，改革与完善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领域法制化建设的必行之路。

三、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一)建立鉴定机构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严格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司法鉴定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性活动，其功能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司法机关确认证据。这就要求司法鉴定必须居于中立的地位，从公正的角度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因此，从司法公正的要求看，司法鉴定主体不应当是执行诉讼职能的司法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对其控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及其所属机构充任鉴定主体提供鉴定结论，并用作定案的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执行着审判职能，本居于诉讼的中立地位。对诉讼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而诉讼证据的最终采信权也归属于审判机关。如果人民法院既充当司法鉴定的主体，又行使对该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权和采信权，就会有损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实践中，许多循私枉法案的发生与审判机关的“自审自鉴”有一定关联。
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的分离，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这种分离也可避免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符合效率的价值准则。在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分离的基础上，应将司法鉴定机构独立设置，鉴定活动独立进行，司法鉴定管理权统一于某一职能部门，这样更能保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实践和我国现情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独立于诉讼之外，对司法鉴定的管理职能应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公、检、法各自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应逐步取消或移交地方并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二)设立四级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实行两级终鉴制度
在司法鉴定组织体系中，司法鉴定机构应分级设置。本人认为应建立四级专职制，即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司法鉴定机构。考虑到大量的一般性司法鉴定案件在基层诉讼案件中产生，从方便组织鉴定、提高办案效率、降低鉴定成本、加强属地管理等角度出发，县级、地市级司法鉴定机构的存在符合我国国情。同时考虑到司法鉴定的严肃性、专门性和高技术性，对于一些在本地区、本省、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或重大疑难的鉴定案件可由省级、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四级鉴定机构在人员的职能结构、专业层次、鉴定范围以及鉴定结论的效力上必须有所区别。
在鉴级制度上，实行两级终鉴制，即每一审级可进行两级司法鉴定，对初鉴定如有疑议，可申请由上一级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复鉴定，复鉴定为该审级的终局鉴定。这与我国的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相一致，也与司法职能的地域管辖相配套，兼顾了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价值。
(三)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

黑龙江北安市人民法院王胜宇

论文提要：

本文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入手，着重阐述了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改革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全文共7500字。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司法公正，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监督审判，保证公正和效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当前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这项制度应该说在今天焕发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公布实施，从立法上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也赋予了这项制度新的生命力。
一、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及其现状
陪审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现在所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最早从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应该说在我国也有优良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特色。 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在建国后的初期，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制度的实行，对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密切人民法院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增强审判力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人民陪审员制度也一度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开始恢复，至今一直实行。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名称上称为“陪审”，但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完全不同，其在形式上实际上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是极为相似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参与审判，其本身并不能够进行独立的审判。然而，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仍然是有很大不同。
同陪审制度在世界其它国家所遇到的一样，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一度走到了被废止的地步。多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陪审员参与审判大多流于形势，陪而不审，成为了威严法官的陪衬，这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所面临的尴尬。我们仔细的审视现实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现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法院聘请到陪审员之后，由于法院给予他们的补助相对比较低，而且绝大多数陪审员都是兼职的，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陪审员参加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在审判实践中，组成合议庭的案件要提前通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因此，很难确定在未来的庭审当中，陪审员是否能准时参加庭审，因此实践做法往往是合议庭组成人员极少有陪审员，陪审员成了“名义”上的陪审员。
其次，陪审员的素质不高和参审意识不强也制约了陪审作用的发挥。陪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民较高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之上的，而我国国民这方面的素质显然是有欠缺的。由于基本法律常识的缺乏和对诉讼程序的不了解，陪审员往往在庭审中难以对案件有正确的把握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只能惟法官的马首是瞻。
第三，陪审员即便参与了审判，也是审而不决，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和二审再审的可能，合议庭的决议处于不确定状态，没有最终法律意义，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以及二审法院(再审法院)始终控制着最终司法权。”1于是，主要在一审中参与庭审的人民陪审员就无力对案件的最终结果施加自己的影响。
另外，对陪审员的选任和管理方式不合理，外界对陪审员的压力难以消除等现象也一定程度的存在。总体来看，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在逐渐淡化。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存在实行陪审制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古代历来是由各级官吏担任法官，从来没有出现过陪审制度”。2因而，在我国这样不具备相应文化底蕴的国家，强行将陪审制度移植进来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陪审制完全是舶来之物，既无价值且易生诸多麻烦与困扰，影响诉讼效率和公正，”是一项应予废除的制度。3那么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人民陪审制度真的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到了必须予以抛弃的地步了吗？如果我们从陪审制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和司法功能来考察，就会发现结论并不是这么简单。
二、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司法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倡导政治文明建设的今天，人民群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更加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的原则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督促法官秉公办案，帮助法官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防止法官专断。专家型陪审员更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有助于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更为重要的是，代表民意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使司法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使裁判结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信任和接受，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同时，也体现了新世纪最核心的司法理念－－司法为民的思想内涵。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和新的起点。通过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和重要内容，是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巩固这项改革的成果，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将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布和施行，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更加完善和规范，并将在司法实践中重新焕发生机。当前在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法院审判活动的一项司法制度，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监督法院严格执法、防止司法权滥用以及密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司法为民思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司法为民价值。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与社会效果的新尺度，也是人民法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充分体现人民意识，人民陪审员制是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和一种审判组织形式，遵照一定程序吸收普通公民参加案件审判活动。这一制度的落实，既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感情，又让当事人通过诉讼体会到了现代司法文明，也使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诉讼活动之中。同时，促进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核心思想。
第二，司法民主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民主形式，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其他司法民主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使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可以使民众认识到某个裁判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是通过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达成的，这就可以加深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减少法官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促进民众对司法的关心，进而增强一般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
第三，司法公正价值。公正是司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其一是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其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推进有关诉讼规则的确立。其三，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历来是“重人情，轻法治，”不象英美国家，人民历来是“重法治，轻人情。”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官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与偏见，有利于遏制办人情案、关系案等偏私现象的发生。
第四，司法独立价值。由一般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可以促使合议庭摆脱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法院内部上级领导的干预。因为民众头上并没有乌纱帽，因此可能并不害怕因拒绝干预而丢乌纱帽的危险。如果裁判的意见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至少可以减轻法官在作出裁判时所实际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法官可以以裁判需要由合议庭集体作出为由，而抵制外来的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保障。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是多方面的。而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有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抵制这些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干扰，实现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陪审员的“临时身份”有助于避免来自合议庭外部的干扰，也给法官提供了抵御对案件干涉的充分“理由”。
第五，司法监督价值。有利于加强对法官的监督。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并不仅仅只是体现抽象的司法民主的意义，而能够体现具体的民主监督的内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当前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十分必要。一方面，通过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有利于督促法官严格执法，也有利于促使司法进一步公开，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现象。另一方面，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也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保障司法的民主公正。因为，如果参与审判的法官只有一个或者都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那么该法官敢于贪赃枉法的机会较大，但是如果一个法官与数个与其不相识的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必然要三思而后行。陪审制通过吸收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将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共同合议，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内在的民众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法官滥用职权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司法监督与法官的廉洁公正。
第六，司法权威价值。实现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人民陪审员大多在群众中间享有较高威望，他们参与审判，有助于增强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使得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确定的义务依法履行。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对法院工作会有全面、深入、客观的了解，通过他们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法院工作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上对法院审判案件中的猜疑和误解，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第七，知识弥补价值。一些陪审员具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专业、技术特长，可以在审判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提出意见，从而弥补法官知识经验的不足。尤其是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将民众所具有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带进审判过程并以此对案件作出判断，这就是有利于帮助法官克服其有可能出现的官僚色彩。同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讨论、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陪审员用社会视角观察问题、分析事物和独有的判断力。可以减少司法裁判中的独断专行现象，防止错案的发生。
三、改革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
既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现实中又存在诸多的问题，那就必须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近年来，人们寄希望于陪审制度能够较好的遏制司法腐败，故强化陪审制度的呼声渐隆。”4《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颁布与实施则从立法上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更进一步地为它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也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于人民陪审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再结合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积极的探讨和实践，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思考人民陪审制度完善的方向和模式：
首先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的范围问题。很多学者呼吁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是应该由陪审员参与审理的。“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程序不够健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应当在法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5《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此规定了“两个适用，两个不适用”。两个适用，就是这两类案件适用于人民陪审员参审，一类是一审案件，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的一审案件，还有一类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民事案件的原被告和行政案件的原告提出来要求陪审员参审的。两个不适用，一个是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另一个是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样的规定尽管仍有些不太具体，但毕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后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再进行更详细的改进。
第二关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问题。陪审员应当由法院进行挑选，然后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成为候选的陪审员，因为陪审员要行使审判权，必须经过人大的同意才具有合法性。对于被选中作为候选陪审员的资格不用作太严格的要求，入选的人数也可以多一些，以扩大参与审判的公民的范围。然后， 法院再采用随机初选和当庭选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个案选任。“随机选出的人数要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一般应该在正式陪审员人数的三倍以上。然后，在开庭审判时由法官主持并且在双方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对候选人逐个进行审查性询问，并最后确定本案陪审员的人选。在审查过程中，双方律师可以享有一定数量的否决权。”6对于陪审员的选择是否一定要强调素质和质量，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从现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陪审员要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规定和现在各级法院正在进行的陪审员的岗前培训可以窥见，立法机关对于陪审员的要求还是强调精英化的。这也是对我国现在陪审员素质普遍偏低对症下药的作法，笔者对此是持赞同态度的。尽管西方更在意普通民众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依靠经验和良知形成的内心确信而不是知识的多寡，但对我国目前陪审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来说还不能过早的强调陪审员的泛大众化。只有等到陪审制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有很大提高的时候，再提倡人人都可以做陪审员才有其合理的基础。
第三，关于陪审员的职能发挥问题。按照我国现实的情况，照搬西方陪审团和法官分别行使事实审和法律审的职能的作法是不现实的。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陪审员是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行使审判职能的。但在实际庭审中，陪审员的职能远未发挥出来。而且对于个案要不要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的问题，由于原来法律的规定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很多实际应该有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没有找陪审员参加，全部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对于合议庭中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的人数比例问题，《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此规定必须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陪审员参与组成合议庭，这就在形式上保证了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权利。同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还对合议庭中陪审员作用的发挥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明确了陪审员和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保证陪审员主张权利的程序，即“必要时，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更好的发挥陪审员的职能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四，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和能否连任的问题。学者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人民陪审员经过一定的期间应该进行更换，而不能无限制的连任下去。“……陪审员任期宜短不宜长，而且最好明确规定一位陪审员在一定期限内（如半年或一个季度）只参与一个案件的审判。” 7这是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所谓“陪审专业户”引发的问题而言的，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让一部分人民陪审员长期担任而不更换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而且，由一部分人长期占据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也剥夺了更多的人担任陪审员的机会，限制了司法民主的范围。而《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这样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这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实施细则或者有权机关的解释中明确人民陪审员不可连任或者只能连任两届，具体规定可以再视现实中的实施情况而定。
总之，随着《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正式实施，我国开始了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全面完善和改造的进程。在当前司法改革开展的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也成为了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坚持对法治的信仰，我们的努力就可以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


1、《 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评价》，廖永安 李旭，原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0月17日。
2、《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思考》，申君贵，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第14页。
3、《诉讼公正之程序保障论－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陈桂明著，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4、《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陈卫东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134页。
5、《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制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391页。
6、《陪审制度纵横论》，何家弘著，载《法学家》1999年第三期
7、《陪审制度纵横论》，何家弘著，载《法学家》199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