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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义务与同时履行抗辩权

孙瑞玺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可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之权。易言之，就是双方同时进行义务的履行。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什么时间应当同时进行义务的履行呢？可能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同时进行义务的履行；还有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义务的期限，没有约定履行的期限，双方应当同时履行，这二种情况都符合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首要条件。[1]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概念，为立法所明定。
通说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律根据在于双务合同的牵连性。[2]双务合同的的牵连性，是指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分为发生上的牵连性、存续上的牵连性和功能上的牵连性。所谓发生上的牵连性，是指一方的给付与对方的对待给付在发生上相互牵连，即一方的给付义务不发生，对方的对待给付义务也不发生。存续上的牵连性，指双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债务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不能履行时，债务人免给付义务，债权人亦免对待给付义务。功能上的牵连性，是指双务合同的当事人所负给付与对方当事人的所负对待给付互为前提，一方不履行其义务，对方原则上也不履行。
同时履行抗辩权以双务合同、有偿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双务、有偿合同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关系，可作如下具体分析：
一、双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互负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即一方当事人愿意负担履行义务，旨在使他方当事人因此负有对待履行的义务，或者说，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即他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义务，例如买卖、互易、租赁合同均为双务合同。[3]在合同法理论上，双务合同是与单务合同相对应的合同的一种分类，以给付义务是否由双方当事人互负作为区分标准。单务合同是指仅有一方当事人负给付义务，换言之，是指合同当事人并不互相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而主要由一方负担义务，另一方并不负有相对义务的合同。单务合同，因为只有一方负担义务不存在双方权利义务的相互对应关系，不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向负有义务的一方提出履行请求时，相对方无权要求同时履行，因此，单务合同不适用同时履行抗辩规则。
传统民法将契约类型划分为一方负担契约和双方负担契约，一方负担契约即单务合同。双方负担契约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义务的契约。双务负担契约再区分为双务契约，即双务合同与不完全双务契约。不完全双务契约，又称为不真正的双务合同，或者准双务合同，是指双方虽各负有债务，但其债务并不居于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关系，换句话说，一方负担义务是主要义务而另一方负担的义务并不是主要义务（即从属的义务），主义务与非主义务之间没有相互对应与牵连关系。[4]如甲委任乙处理事务，未约定报酬时，委任人有预付必要费用的义务，于此情形，乙处理事务的义务与甲预付必要费用的义务，并不居于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关系，故无偿委任系属于不完全双务契约。[5]同时履行抗辩权系建立在当事人义务之间的牵连性的基础上的，不完全契约当事人所负的义务之间没有相互对应与牵连的关系，因此，一般而言，不完全契约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在例外情况下，不完全契约能否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的空间，回答是肯定的。比如一个无偿的委托合同，委托人与受托人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委托人要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是不用向受托人支付报酬的，所以这个合同是无偿的，但无偿并一定是单务的。为什么呢？在委托合同里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的处理可能要支出相应的费用，委托人要对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的处理所支出的费用负担给付义务，这时委托合同又是双务的。如果在委托合同里费用的支出是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处理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这个无偿的委托合同里也可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6]在这个例子中，委托人给付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处理所支出的费用的义务与受托人进行事务的处理的义务之间具有相互对应与牵连的关系，因此，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二、有偿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须向对方当事人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无偿合同则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不必向对方当事人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这对相对应的合同分类的区分标准是当事人取得权益是否须付相应的代价。一般来说，双务合同都是有偿合同，但单务合同却并非皆为无偿合同。有些单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如赠与合同;而有些单务合同则是有偿合同，如借贷合同。正因为有偿合同均是双务合同，所以，有偿合同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而无偿合同则一般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三、双务、有偿合同产生债务的范围如何认定是一个向有争议的问题。问题的争议焦点可以总结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义务之间的牵连性如何认定?民法理论将合同上的义务称为义务群，将其区分为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将给付义务又区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原给付义务和次给付义务。[7]以该分类为标准，将争议焦点又细化为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义务之间、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间、主给付义务与不真正义务之间是否有牵连关系，即因上述义务之间的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能否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适用?传统民法理论主要探讨主给付义务与和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改造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①对主给付义务与其他义务之间是否具有牵连性则鲜有论及。对该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1、合同上的主给付义务，是指构成某种合同类型所必须具备的固有义务。通说认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主给付义务，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2、从给义务义务是辅助主合同义务来实现交易目的的合同义务。从合同义务尽管也是约定的合同义务，不过从合同义务既可由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出特别的约定，也可以根据交易习惯产生。如我国合同法第136条，出卖人根据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的义务就是出卖人负担的一项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作为约定义务，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从给付义务，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
3、原给付义务基于合同关系第一次发生的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对此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
4、次给付义务，又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特定事由演变而生的义务，其主要情形有二：其一，因原给付义务的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者不完全给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其二，合同解除时所产生的回复原状义务。通说认为，次给付义务系根据原给付义务而产生，债的关系的内容虽因此有所改变，但仍保持其同一性，即合同的效力依旧不变，不仅其原有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影响，就是其从属权利（如担保）原则上亦仍继续存在。[8]如果当事人之间因次给付义务之间具有牵连性则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适用之的地。
5、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义务，其功能在于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实现及避免侵害债权的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上述功能上的区别，传统民法将其相对应地区分为二种，其一是辅助或非独立的附随义务，即无独立目的，惟保证主给付义务的履行。其二是补充的或独立的附随义务，即为达到一定的附从目的而担保债之效果完全实现。[9]前者即辅助主给付义务的附随义务，后者则为避免债权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附随义务。一般来说，附随义务的内容包括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该义务是不确定的，其不确定性是由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合同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动而决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内容的抽象性，决定了附随义务内容的不确定性，同时，随着当事人合同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有不同的要求，也决定了附随义务的不确定性。附随义务的不确定性是指发生时间及内容无法事先明确，而不是说始终不能确定，在个案中，如果依具体情况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应负相应的义务，则附随义务就随之确定。[10]据此，作为辅助的附随义务，内容的无法事先确定性及没有独立的目的决定违反该义务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因为无法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双务性和有偿性，更不能确定当事人附随义务之间的牵连性。作为补充或者独立的附随义务，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应当具体分析：现代合同法认为，附随义务是合同义务扩张的结果，突破了传统合同法合同义务即是给付义务的理论。合同义务向前扩张了，合同没有成立就有义务，即前合同义务;向后扩张了，合同义务消灭了还有义务，即后合同义务;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还有当事人没有约定义务，即附随义务。[11]作为独立的附随义务，主要是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权利，保护相对人的上述权利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法定义务，因此，该义务对当事人双方来说是双务的，该义务是否是有偿的呢？该义务本身可能是无偿的，因为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和财产权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债权，作为双方的债权是一种有偿的债权，保护债权实现的附随义务从广义上而言，也是有偿的，即作为与这种有偿的债权不可分离的附随义务的代价是当事人双方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某种情况下，会决定合同有偿性的高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独立的附随义务对当事人双方来说也是有偿的，如果当事人附随义务之间具有牵连性，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
6、不真正义务，其主要特征在于权利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违反它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该义务的一方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如我国合同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的守约方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就是不真正义务。该义务实质是守约方的义务，而非违约方承担的义务，它不是双务的合同义务，因此，谈不上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问题。
7、主给付义务与从义务给付义务是否有牵连性的问题，易言之，一方是从给付义务没有履行，这个时候要求对方进行义务的履行，对方是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跟主给付义务之间能否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适用问题。对此通说认为，一般来说，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没有牵连性，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特殊情况下，即从给付义务的履行直接影响到实现合同的目的，可以认为一方从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对方就自己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如何认定从给付义务的履行与合同目的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实在很难作出一个定量的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不能说该观点充分坚强。因此，大多数学者思考至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无非二种，其一是举一个例子，如有的学者就举例说甲向乙购买比赛得奖的名马时，交付该马交移转其所有权，是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交付得奖证书及血统证明书，是出卖人的从给付义务。作为交付得奖证书及血统证明书的从给付义务与契约目的的实现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该名马的买受人得以出卖人未交付得奖证书及血统证明书而拒绝支付价金。[12]其二是将该任务交由法官完成，即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判断从合同义务与合同目的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通说又认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或者说，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有的学者更明白的提出，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上被称为裁判诚信，法官在具体案件扩张当事人的义务，并由法官课加给当事人。[13]但没有直接回答从给付义务与合同目的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此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在一个具体的案件是，如果认定一方同时履行抗辩权成立，那么该行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否则就是一种违约行为，要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所以，笔者在此试图作一个概括，主要目的是明确在何种情形下，认定从合同义务与合同目的的实现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系，并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另一目的则在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从给付义务的履行与否主要根据约定来认定，双方对业已存在的交易习惯均认可或者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交易习惯存在可以认定以交易习惯方式存在的从给付义务。第二，合同目的实现的认定主要以双方的主合同义务的履行来认定。第三，从给付义务的履行与否与合同目的的实现之间要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从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目的则不能或者不能全部实现。第四，只有在上述方式不能认定的情况下，方能行使自由裁量权。
8、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间是否具有牵连性，是否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问题，通说与论述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的观点基本相同，即一方单纯违反附随义务，但已履行主给付义务，另一方不得援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过，如果附随义务的履行与合同目的实现具有密切关系，应认为该附随义务与对方的主给付义务之间具有牵连性，[14]另一方可授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9、主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之间是否具有牵连性？因次给付义务是由原给付义务的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者不完全给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或者是由于合同解除时所产生的回复原状义务。次给付义务是由于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结果，或者是由于违约行使解除权的结果，它们之间不是同位价的概念，谈不上牵连性问题，更谈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
孙瑞玺，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民商法硕士。
注释：

① 对该观点王利明先生只研究了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间有否有牵连性问题；王泽鉴先生分析了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义务之间的牵连性问题，同时，对原给付义务的延长或变形，即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延长）或者让与请求权（变形）之间的牵连性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王轶老师只探讨了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述观点分别参照：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J].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3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6-1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43-145. 王轶.合同法相关问题研究[J].载dycourt.gov.cn>>专家论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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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40.崔建远.合同法（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0.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J].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3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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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5.
[5] 王泽鉴.民法概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16.
[6] 同注[1].
[7] 同注[5]166-168.
[8] 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461.转引自崔建远.合同法（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5.王泽鉴.民法概要[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67.
[9] 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41.
[10] 拙著.论缔约过失责任.北京大学2003年民商法硕士论文.
[11] 梁慧星.合同法的成功与不足（上）[J].中外法学，1999，（6）：13-27.
[12]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43-144.
[13] 徐国栋.诚实信用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60-161.
[14] 林诚二.论附随债务之不履行与契约之解除[J].载郑玉波.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中册)[M].866-867.转引自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J].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3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条和第四十四条分别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明确规定。
彭真同志在1980年4月18日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将其概括为重大事项决定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作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四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之一，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这一职权，既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又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鲜明的人民性，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目前地方人大工作实际情况来看，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依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迫切需要加以改善和强化。
本文从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必要性，分析这一职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拟提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建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必要性
（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利于增强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来代表人民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地方人大常委会代表人民的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决议，并用国家强制力保证贯彻实施，充分反映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是主权在民宪政原则的直接体现。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于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主要是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来行使国家权力。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利于实现国家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一项重大决策总是伴随着一定的风险，要控制和减少决策的风险和成本，必须完善决策机制，严格按规定程序决策,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充分体现了民主性和科学性原则。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必须按照民主程序，通过调查研究、民意反馈、评估论证等环节，可以使决策集中民智，反映民意，体现民利；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是全体人大代表或全体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集体作出的决定，并严格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决策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
（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利于健全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的过程就是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过程，是实现决策权监督的重要的机制保障。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
重大事项决定权作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核心权力之一，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这一职权的实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对重大事项的界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运作程序没有统一规定。
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有重大事项决定权，但规定过于宽泛、原则，没有具体规定重大事件的范围、启动讨论的程序、决定约束力的大小、行使部门应当承担的法律与政治责任等，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虽然有些省、市、县人大制定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暂行规定，但都处于探索阶段，缺少比较成熟的经验，对重大事项的界定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
二是对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认识不足，缺乏行使权力的主动性。
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对影响大局的重大事项主动决定的较少，职权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是没有理清楚党委决策权、人大决定权和政府执行权的关系。
“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党政不分的传统政治体制存在较大的惯性，对本行政区域内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地方人大不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决定权被弱化、虚化。
四是能力不足，自身建设需要强化。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机构比较缺乏，尤其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相当匮乏。
三、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建议
针对重大事项决定权在现实中面临的上述困境和问题，就进一步强化和完善重大事项决定权，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科学界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增强程序的可操作性。
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确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对法律明确规定的重大事项，地方人大常委会要认真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对法律有规定但不具体或者法律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定职责范围来选择和确定，做到既积极进行探索，又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确定重大事项，着力反映本行政区域内全局的、根本的、长远的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意志，反映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要求。因地制宜，善于把具体事项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加以考察和界定，确保作出的决议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真正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确定为重大事项，作出符合最广大人民意愿的决定。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过程，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严格规范程序。
1、提出。重大事项可以由同级“一府两院”提出，也可以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还可以由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或部分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2、受理。重大事项提出后，应先由常委会办事机构根据重大事项的范围对提出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查，提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意见。
3、调研。常委会办事机构对已受理的重大事项，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可供选择的方案。
4、审议。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召开常委会会议，进一步讨论审议提交的重大事项原案，做出决议、决定，转交有关机关或组织实施。
5、监督。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常委会或主任会议适时听取办理落实情况的汇报，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人大代表对落实情况进行视察、检查，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及时进行跟踪督办等形式，保证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
（二）科学认识重大事项决定权，强化三种意识。
1、强化民权意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原则的具体表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
2、强化党执政基础的意识。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人民意志，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能够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的社会基础。
3、强化法治意识。依法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能够弥补没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不足；避免在重大事项上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避免决策的恣意，实现决策的法制化和制度化。
（三）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人大决定权与党委决策权、政府执行权的关系。
1、党委决策权和人大决定权的关系。“党委决策”与“人大决定”，在管理国家事务中都居于支配地位，都是依据宪法和法律，以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除了决策程序、法定的机关和表现形式不同外，还表现在：党委作出的决策，具有引导性、指导性和号召性，适用范围主要是党内，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具有约束力，对国家和全社会不具有强制性；而人大作出的决定，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对本行政区域的国家机关、全体公民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党委对国家、社会重要事务的主张和意图，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才能对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在程序上，党委作出决策后，可通过人大常委会党组或直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由人大常委会依法审议、表决。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决定权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实现党委的主张和意图。党委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积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重大事项决定权。　
2、政府执行权和人大决定权的关系。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是其执行机关，人大的决议决定，政府必须贯彻执行。政府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对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决策活动，必须合法，不能超越职权范围。政府对应该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要及时提请或报告，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执行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同时，人大常委会要尊重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不能事无巨细、越俎代庖干预政府工作。真正做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真正形成“党委决策，人大决定，政府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决定地方国家事务的权力机关。
（四）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能力。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主体，其人员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决定权能否正确、有效行使。为此，要做到“三加强”。
1、加强学习。认真学习政治、法律、经济以及与人大行使职权相关的业务知识，建设学习型机关，努力提高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不断提高履职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综合素质，切实提高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2、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组成人员的知识、能力和年龄结构，选派年富力强，精通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专门人才，适当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专职人员的比例，不断提高决策者的素质；健全常委会办事机构，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人大工作队伍，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好法定职权提供组织保证。
3、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代表和人民群众，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使形成的决议决定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通过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吴秀云 临清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