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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官培训对我国法官教育之借鉴
李　颖

　　2000年4月中旬，江苏省法官协会11位高级法官应美国司法学院的邀请，在美国司法学院接受了为期一周的正规培训。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我们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法官朝夕相处，对美国法官的续职培训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体验。我认为，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法官教育培训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就此，我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未尽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一、美国法官培训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
　　美国司法学院负责接待我们的国际部主任佩姬小姐说，世界各国及美国各州法官在一起学习、生活可以相互交流，彼此增进了解，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美国国家司法学院也正是因为与国际交流甚少，才能更多汲取各国法学教育之精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一)教育方式。美国各州设有法官协会负责培训各州法官，而全国性的法官正规教育培训唯有国家司法学院承担。设在美国内华达州利诺城的美国国家司法学院职能单一，即以培训美国法官为其主要职能，同时还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官。美国的法官参加续职培训采取自愿报名方式。每年初，学院向全国各法院发行一本关于该年度学院培训计划，其中包含全年培训班各其课程设置，任课教员背景，培训的名额、时间、经费等等。学院还通过互联网公布培训消息。全美各地法院法官根据个人需要，通过互联网报名，各培训班报名限定报名截止日期。培训班均为一至两周短训班。每期学员人数在60人左右。培训费及食宿费用虽高，但也由法官个人自理。学院为法官及法官教员提供设施良好的食宿条件。
　　美国国家司法学院除有自己的专职教员外，主要师资来自全美各级联邦或州法院的著名法官或资深法官。由于美国实行联邦制，除联邦宪法外，各州均有自己的法律体系，法官对案件的裁判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学院授课的法官尽可渲染本州的司法特色和自己对司法原则的理解，不必强求统一的规范。由于美国法学院奉行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法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个案分析教学法(后文详述)，所以整个教学过程也是教与学之间呈现出互动的态势，教学气氛相当热烈。司法学院还与各州律师协会联系，聘请一些在州或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律师来授课。学院拥有自己的法学教授，包括一些名望很高的退休法官或是法律逻辑学、教育心理学、电脑等专门学科的教员。
　　(二)教学方法。国家司法学院的师资构成以资深法官、优秀律师、法学教授为主体。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知识背景，但我发现他们的教学方法有其相同之处，即用不断提问方式启发学生的思路，同时鼓励学生向教师提问。他们的教学方法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互动式教学方法
　　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出问题，并在课堂规定一段时间内向教师提问。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种教学方式确有诸多可取之处：一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变被动听课为主动学习。从学生主观上说，提问将引起听课者的兴趣，老师的解释有可能帮助他纠正错误观点或帮助其他听课者提高认识，或者会将问题引向深处，从而引发别人更多的问题，亦即当老师的答案明白无误时，学生不会轻易忘记。对答案不满意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二是学生听课时精力会高度集中，一旦开小差，不仅会在老师提问时被动难堪，而且将失去表现自己的机会。
　　对授课老师来说，互动式教学对其所授课程的理论功底要求较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理论修养，提高驾驭课堂讨论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从学生的提问中了解教学需求。对一时回答不出的提问，可以暂且不作答复，待找到答案时再向学生解释。
　　2?提问式教学方法
　　提问式教学方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问题，务求达到学生哑口无言为止。他的道理是：第一，如果一个人不会适当的回答问题，他自然不会提出适当的问题。因此他用不断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维。第二，只有在不断问答、辩论和接受挑战下才能产生真理。强迫学生不断地思考问题，不计较学生思考什么，而注重学生怎样去思考，这与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形成鲜明反差。提问式教学方法可以锻炼学生的性格，使他能在高度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下，仍可以保持镇静，有条不紊，对答如流。同时，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拓展知识领域。当我们欣赏美国法庭聆讯或审讯时双方的唇枪舌剑、质问、盘问，甚至法官毫留情地责问律师的场景，其实是法学院课堂的延续。
　　3?个案分析式教学方法
　　在美国的法律学院，与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并驾齐驱的是哈佛法学院创始的个案分析教学法，让学生从分析实际个案中发掘及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
　　个案分析教学法，启发学生将法学理论运用于审判实际中，具体操作方法各个教员可以自行设计。可以采用典型案例追溯某一法学理论产生的根源，也可以设计出某一案例由学生根据某一理论来分组进行分析等，方法多样。但这种来自实践的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依据，是解决法官独立分析和自主处理问题的基础，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运用所学知识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使知识直接转化为实际能力。教师对各组的答案逐一进行点评后，再说出美国法官的评判结果。如此分析点评后，每一个参加学习的法官都不会忘记这一课的启示。
　　4?教学评估法
　　学习期间，我对美国司法学院采取的教学评估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节课后，佩姬小姐总要求我们填写一份表格。该表是学生对教师的一个教学综合评估表。当然学生亦可对评估的某一项内容提出自己的建议。该表形式大致如下：　　　　　　　　　　
　　此种方式能够为织组教学者反馈很多有价值的教学信息，一方面，给织教学者可以能过学生的评估对教学方向作适度调整，选择更好的培训课题；另一方面，将综合意见反馈给教师，有利于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和探索，避免发生一份讲稿讲一辈子的情形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组织教学者筛选师资，调选一些能够胜任法官教学的人充当教员。现在，我们提倡“法官教法官”，完全可以借鉴这种评估方法来发现适于教学的人才，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专家型法官教师队伍。让一个优秀的专家型学者走上讲台，其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他个人埋头于审理案件所发挥的作用，因为他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及审判实践经验技巧的演讲可能造就一批优秀法官，审结一批疑难案件。
二、美国法官教育培训与我国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比较及启示
　　尽管美国法官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法律专业知识，但为继续提高法官审判水平，1963年在汤普泊法官倡导下，创建了专门从事在职法官培训的美国国家司法学院。该学院现任院长普西尼自豪地说，学院所有从事司法教育的教授都是全国最有经验的法官。迄今为止，已有5万多名法官在该学院接受培训(全美目前拥有联邦法院法官3千名左右，州法院法官3万2千名左右)。法官参加培训并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参加培训的法官个人还要承担很高的费用，尽管如此，每年报名参加培训的全美各地法官非常踊跃。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地法官培训工作起步较晚，《法官法》出台以后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法官法》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法官的培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第25条规定：国家法官院校和其他法官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培训法官的任务。在职法官必须接受教育培训已被法律规定为法官的应尽的义务。随后，法官培训机构也逐步建立健全。1997年，国家法官学院成立，各省市都相继成立或正在筹建省一级或省市两级培训机构和培训基地，各省市都拥有一批有经验的法学师资队伍。2001年，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将完成培养大专层次的学历教育，转入法官培训轨道。但尽管有法定义务也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尽管我们也尝试着办了几年法官培训班，但全国的法官培训仍显杂乱无章，如没有统一培训规划，没有统一培训教材，缺乏优良的师资队伍，没有检测培训效果的有效措施，法官参加培训与不参加培训没有任何硬性指标。
三、改革我国法官培训工作的几点设想
　　借鉴美国法官培训所给予的启示，笔者想就我国法官培训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谈几点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官培训管理条例
　　最近最高法院下发了《法官培训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稿)。《条例》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法官培训管理工作即将步入正轨，法官培训有章程和制度保障指日可待。但征求意见稿中内容，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意见稿》第2条规定“法官培训分为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法官培训的对象无疑是法官，既然已是法官，就无需再有任职培训之说。任职培训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意欲当法官的人，而对这些人的培训，应当由专门法律院校来承担。法院将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从社会招考优秀人才充实法官队伍(最高法院已作出有益尝试)，法律院校毕业生也应像美国那样经过几年的法律社会实践才能报考法官。另一方面，就我们的培训机构、培训设施和培训师资来说，也不能满足这种任职培训的需求。至于院长任职培训，那就更不能算作资格培训了。我们的法院院长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其资格已经由人大考察认定，在当选那天起他就具有了法官职称，对他的培训只能是在职的培训，而非任职资格培训。
　　而晋级与续职培训的目的应当一致，《法官法》将法官等级分为多层次多级别，这并不意味着最高级的法官就可以不接受培训，亦不意味心接受过晋级培训的法官就一定会向上晋升一级。所以法官培训应象美国那样统称为续职培训。
　　我国目前的法官培训处于起步期，亦有人称作“补课期”，所以应根据我国法官队伍现状进行合理布局。《意见稿》提出的分级培训管理和规划缺乏现实操作性，准确把握我国法官的布局及人数才是合理规划的现实基础。如果按全国目前所具有的高级法官职称人数来统计，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培训高级法官，就每三年轮训一遍的量统计，再建一所同规模的法官学院亦难于完成计划。就江苏省来看，目前达到一、二级法官就有3523名，三、四、五级法官有5004名。省一级培训机构无法完成对如此宠大队伍三年内轮训一遍的规划。若按两级培训规划来计算，前两级由省级规模的培训机构负责每三年轮训一遍，按每一个月培训120名计算，我们每年也得办十个长期培训班(一个月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培训的计划超负荷，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法官人数之宠大。在许多法院，法官职级已被行政职级所同化，有法官职称的人也许从未审理过案件。对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法官进行培训已无必要。我们在制定培训规划的同时能否考虑精简法官队伍?
　　法官法第26条规定：法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学习成绩靠什么来鉴定，最传统的方式是考试。我们通过培训实践认为培训一定要有考核。我省从去年起对全省法庭庭长进行系统法律轮训，实施《法官手册》登记制，所学课程都出题进行闭卷考试，考试成绩使用电脑管理并记入本人《法官手册》。培训考核有其积极作用，一方面能促使学员提高参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为人事部门考核法官提供依据。我们认为，对成人教育考核的方式应该多样化，这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筹建高水平的培训师资，从法官中选教官
　　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培训我们的教授们，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全美各地法院的资深法官。他们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授课方式无一没有独到之处，对我国目前法官培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目前培训法官的师资奇缺。过去我们培训师资主要来源于法律院校的教授、学者，他们虽有较为精深的理论水平，让听课者感觉深奥，但同时又让法官们感叹课不精彩。因为教授们所说的高论有时实在与法官们每日经手的案件相距甚远，那些深奥的东西对审判中的难题就像是远水不解近渴。美国法官培训采用以法官教法官为主的方式，想必也是他们多年以来培训经验的总结。其次我们的法官队伍中也不乏能教善授者，为何不让法官走上培训讲台一显身手?
　　近期，根据江苏省法官教育培训规划，我们正在全省法院系统筹建了一支专兼职教师队伍。按照培训师资管理办法拟定的标准，这支师资力量主要由各市中级法院在本辖区法院法官中物色推荐，省法官培训机构审批并发聘书，聘期两年。两年内被聘教师享有优先接受培训权。定期召开专题教学研讨会，将培训授课的备课任务分配至每位教师手中。教师任期内必须完成规定的备课讲义和授课时，并接受系列教学评估。两年后由省法官培训机构重新选聘，优秀者续聘，并列为专家型的法官储备。如此几处聘期过后，势必形成一支优秀的法官教师队伍。不仅可以解决省级培训需求，也能解决市一级的培训师资需求，并可在全省范围内师资共享。将来全国各省市之间也可以实现互相交流，逐步会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型的法官师资，这对于提高全国法官培训工作水平和提高法官整体业务素质都极为有利。
　　我们应当鼓励法官从事理论研究或鼓励他们走上法官培训的讲台。美国的一些州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定，凡在大学开设讲座或课程的法官，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冲抵应当接受的继续教育。由此，我国法院也可以规定，凡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成果或在法官培训开设一定讲座和课程的法官，可以视为接受了培训或冲抵办案数。
　　此外，当前的审判工作已不再是在真空状态下，而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中运行。因此，法官必须通晓各种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局限于法律知识。由此可见，在培训师资以法官为主体的前提下，一些专业技术较强的培训课仍应以专家为固定聘用对象，如涉及科技鉴定方面、精神病鉴定学方面、法律逻辑学等。
　　(三)改进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
　　如前所述，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大多沿用了业余大学及高等院校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理应得有突破性的改革。我们不妨根据成人培训，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启发参加培训的法官积极思考。其实，参加培训的法官也非常迫切想在课堂上向教授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借鉴美国法学教育的互动方式、辩论方式、提问方式等教学方法，也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严峻挑战。实现这一改良目标，最困难的是教师。首先，他们需要克服怕被“挂台”的心理，要树立那种乐于被问倒的心态。因为被学生问题难倒后寻找答案的过程或与学生辩论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自我提高的过程。其次，他们需要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备课，去从事审判实践和教学调研，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法官们亟等解决的模糊理论问题，根据审判实践编写适合教学的典型案例。另外，通过采用教学评估方式，我们还可以选拔出优秀的教师。这些法官教师通过长期审判和教学的积累，在法律的某一领域将成为专家，这也是我们造就专家型法官的有效途径。
　　尽管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培训并非尽善尽美，中美之间法律制度、政治环境以及法院机构组织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别，但法官们所追求的司法理念应该是共同的。同时，法官必须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也应该是相同的。美国完善的法官后续教育体系给我国法官教育培训改革提供了参考借鉴的范本。笔者感到，应尽快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教育培训体系，以适应我国法官培训的要求。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是法院对案件终局结论的宣示，也是司法权得以影响行政权的最直接形式，从行政诉讼理论和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设计来看，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可归纳为：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并可责令重作）、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变更判决、履行判决。根据判决的形式最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为标准，有研究将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否定性评价的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成为行政诉讼消极判决。与之相对应的对原告诉讼请求作出肯定性评价的可称之行政诉讼积极判决，如此消极判决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就有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积极判决则有：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撤销判决（并可责令重作）、变更判决、履行判决。

　　根据这种分类，不难发现，消极判决是对行政权行使的肯定、对相对人诉讼请求的否定，其涉及对相对人诉求的回应和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宣示。而我国目前既存的制度中的上述几种能起这种作用的判决形式在运作上存在一些在学理和实践上均需检视的问题，因而以消极判决为一大类型对否定相对人诉请、肯定行政行为的判决形式进行探讨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一、行政诉讼消极判决的内涵及类型

　　行政诉讼中的消极判决，指法院经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查后，认为其无理由，因而对其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判决形式。目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规定了四种，即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维持判决，另外三种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里增设的判决类型。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此即为维持判决在我国现行法上的规定。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一般采用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没有用判决维持行政行为的先例，在我国，学术界对维持判决的诟病也为时已久，主要理由是维持判决混淆了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主旨，未能适应司法被动性的要求，超越了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等。在实践中，法官也普遍认为维持判决“不好用”，维持判决的数量逐年减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规定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方式，这原本是民事审判中常见的判决方式，现在引用到行政审判中有他独到的判决优势。驳回诉讼请求，指法院认为原告诉的理由不成立，因而从实体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我国台湾称为诉之无理由。实务界有认为维持判决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实际上是一个结果的两种表现形式，一般而言，维持判决通常意味着驳回诉讼请求。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欢迎，与维持判决相比较，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一方面对行政决定不作正面评价，不对行政行为进行限定，从而给行政机关补正瑕疵行政行为的机会，或根据以后情事的变更，在有利于相对人的情况下，对行政行为进行调整；另一方面，符合诉判对应原则，对原告的诉求进行了正面回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总的看来，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是维持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补充判决形式，只能例外地适用。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确认合法、确认有效判决方式的设立是为行政合同准备的，而现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合同的审理没有展开。目前能用确认合法这种判决方式的还有行政事实行为，而用确认有效判决方式的基本没有。

　　二、行政诉讼消极判决类型之间的协调

　　驳回诉讼请求、维持、确认合法或有效三种判决的判决结果都是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处于败诉地位。三者的功能具有一致性。

　　维持判决、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或有效判决，实质是法院把裁判的重点放在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上，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评判，判决生效后，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变更原行政行为，否则可能属于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法院的判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行政机关纠正错误、消除瑕疵、使行政行为趋于尽善尽美的途径，也可能会使法院判决成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原告)沟通的羁绊。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维持判决和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的对象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但合法的行政行为并非完全没有瑕疵，也可能有进一步完善之需要，但此时的瑕疵行政行为只能是符合相对人利益的在一定度内的行政行为，超过一定度的行政行为将会被推翻，但维持和确认判决并不限制改进行政行为的瑕疵或对行政行为进一步完善，而是限制超过行政行为可维持的合法性的度以外的具有违法性的改动。对行政行为的瑕疵进行补正符合相对人利益，生效判决不但不会禁止，反而应当鼓励。例如，生效判决确定赔偿相对人100元，后行政机关考虑到100元仍不足以补偿，主动给110元，多给10元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判决确定的义务，当然也不违反既判力理论。因此，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行为作有利于相对人的完善。

　　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只对相对人的诉求进行审查,判断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的原因是否成立,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这实际上是从反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明显的或能识别的违法之处,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是“法院只能量力而行,管它能管的事”。因此更符合司法权与行政权各自的界限要求。[ 刘峰：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四期。]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针对的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判决主文上没有明确，可以避免上述行政机关在判决后自行改进行政行为可能存在障碍这一问题，法院、行政机关都有余地。

　　对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具体适用时有如下问题需要注意：

　　1、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是实体判决方式，不适用于程序问题。对于应当驳回起诉的案件，不能运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判决、驳回起诉是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具备了起诉条件可以再起诉，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再起诉属于重复起诉。

　　2、关于驳回诉讼请求的适用范围。《若干解释》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以下几种情况：“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对其适用范围还有以下认识：(1)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经审查如果认为被告不构成不作为或判令被告作为没有实际意义了；(2)行政行为有瑕疵，但是可以由行政机关在执行时补正的，这里的瑕疵是轻微的，和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比占的比例不重要；(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是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是以其他行政行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结论之前，不适宜维持，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4)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措施起诉的，如果认为强制措施正确的，不宜维持，应当是驳回诉讼请求。强制措施本身，往往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行政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或防止违法对象造成后果，后面跟进的一定有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对强制措施认为合法的，不能用维持判决，应当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5)要求确认事实行为违法的案件，经审查被告的事实行为不构成违法，应当用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方式。(6)原告提出赔偿请求，证据又不足的。（7）行政诉讼中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坚持不撤诉，经查明原行政行为合法的。

　　对于消极判决中的确认判决，《若干解释》将确认合法判决、确认有效判决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但这个标准委实非常模糊，难以操作，而且司法解释也没有如驳回诉讼请求和确认违法或者无效那样列举适用对象。结合其文义，似乎应理解为凡不能用维持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合法行政行为，全部使用确认合法或者有效判决，类似于兜底条款。　　

　　三、行政诉讼消极判决完善之思辨

　　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这几种消极判决形式在价值和功能上具有趋同性，但在具体适用上还存在一些需要厘清和完善的地方。

　　从法律规定的维持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的适用范围来看，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前提均为行政行为合法，原告的诉求无理由；不同之处是合法性的程度不同，维持判决要求非常严格，行政行为应没有任何瑕疵——行政行为应当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要求相对较低——行政行为一般是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或虽合理但不适宜维持。因此，可以认为前者为高标准的消极判决，后者为一般要求的消极判决。但这个标准其实也比较抽象，关于如何协调两者调整范围的冲突，可以考虑在维持判决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上，应当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为原则，以维持判决为补充，对没有任何瑕疵的行政行为可考虑适用维持判决。同时根据判诉对应原则，凡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法院都应作出回应，凡当事人没有主张的，法院不能超出请求范围审理和判决。维持判决最受人质诟之处就是所判非所诉，忽视原告的处分权。因而应考虑对维持判决的形式予以完善，可考虑改为“驳回诉讼请求、维持行政行为”这种形式。

　　对于确认合法和确认有效判决,有学者认为其与维持判决一样,完全可以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所取代。但正如有学者指出：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和领域,如不作为的案件、行政承诺、行政合同等,确认合法和确认有效判决仍有其存在的空间。法院对于这类非典型行政行为赋予司法认可,可以稳定该领域的行政执法秩序,防止当事人的累诉。　　　

　　另外有认为对于行政事实行为可以适用确认合法判决，但我们认为如果经审理被诉的事实行为合法，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可能更为合适。因为，目前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在各个方面都严格依法的程度不是太强，审判实践中，我们没有必要把判决推向绝对化。

　　关于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判决还是两种判决，现有的研究有认为这是一种判决即确认合法有效判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确认合法判决和确认有效判决是两种判决形式，确认合法的对象是已成立但未生效的行政行为，确认有效的对象是已成立并生效的行政行为，两者应严格加以区分

　　我们认为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应作为一种判决形式即“确认合法有效判决”，诚然，在行政法理论上，行政行为的成立、合法、有效、生效是有区别的几个概念，行政行为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行政行为在事实上的完成，是行政行为区别于非行政行为的界限，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一个成立的行政行为不一定合法，合法是一个价值判断，还需根据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来判断一个已成立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行为的生效则是另一个问题，一个行政行为成立了不一定生效，还需符合生效要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比如需通知相对人、如果附有生效条件还需等待条件成就等，有效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和合法具有同含义，一个行政行为合法即有效，不合法不一定是无效可能是可撤销，只有具有明显而严重的违法情形才导致无效。因而确认合法有效应作为同一种判决形式，认为“确认合法的对象是已成立但未生效的行政行为，确认有效的对象是已成立并生效的行政行为”，这种观点在学理和逻辑上存在问题，已成立但未生效的行政行为并没有对相对人造成实际的权益侵犯，还不会进入诉讼领域，因而也不会有相应的判决形式，只有成立并生效的行政行为（其不一定合法）才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了直接现实的侵害，才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

　　综上所述，合理的行政诉讼消极判决我们认为应由如下判决类型构成：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维持行政行为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判决。而且在适用时一般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对于无任何瑕疵的行政行为可适用驳回诉讼请求、维持行政行为判决，确认判决作为补充——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合法有效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