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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政办发〔2004〕3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长沙市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四年六月九日

长沙市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湘政发〔2004〕4号）精神，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工作评价考核体系和事故控制指标体系，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安全监管，努力控制和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人民政府对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根据安全生产工作的不同职能职责，将市直有关单位划分为一类考核单位和二类考核单位，具体分类办法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在考核细则中确定。考核工作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条 安全生产目标分为工作目标和事故控制指标。工作目标主要考核安全生产的组织领导和工作部署、责任体系的建立健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专项整治、执法检查、宣传教育、隐患治理、事故查处、行政许可审查等。事故控制指标主要考核各类事故伤亡人数、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死亡率、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非煤矿企业10万人死亡率、煤矿企业百万吨死亡率、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等。工作目标、事故控制指标和考核细则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制订。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与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单位签订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各责任保证单位必须按照责任承诺的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层层分解安全责任，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完成市人民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五条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的考核，采取自查自评与组织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每年1月5日前，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单位应将上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自评结果书面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然后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考核。原则上只对县级政府和市直一类考核单位进行现场（年度）考核，市直二类考核单位以平时考核为主，必要时再进行现场（年度）考核。

第六条 考核采取评分制，标准分为100分，采用逐项扣分的办法，每项扣分直至该项标准分扣完为止；若有缺项，缺项不计分，实得分按下式计算：实得分=可评分项目实得分之和×100/可评分项目标准分之和。其中，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一类考核单位考核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安全生产工作优秀单位，80—89分的为安全生产工作合格单位，70—79分的为安全生产工作基本合格单位，70分以下的为安全生产工作不合格单位；市直二类考核单位考核得分在80分以上的为安全生产工作合格单位，并从中按一定比例评出优秀单位，70—79分的为安全生产工作基本合格单位，70分以下的为安全生产工作不合格单位。

第七条 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结果，列入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单位政绩和执政管理水平的考核内容。优秀单位，由市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基本合格单位，予以黄牌警告；不合格单位或是年度内本辖区（系统）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责任事故的单位，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年度内不得评先评优，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和分管责任人不得评先评优和提拔。

第八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应将经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讨论通过的考核结果向市人民政府报告，由市人民政府审定后予以通报。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刑事和解制度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它是一种司法理念的改革创新，刑事和解制度在节约司法成本、实现社会秩序的修复、兼顾犯罪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然而刑事和解制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则将隐含着制度性的风险。
　（一）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从而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
　　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上的价值目标是感化加害者，促进和谐构建，实现此目标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损害赔偿。能否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被害人能否同意和解的关键。然而实践中，和解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加害者的经济赔偿能力，使得该制度带有“以钱买刑”的倾向，从而可能成为富裕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拥有财富的人伤害他人，可能因为能够较充分地赔偿被害人，而得到被害人一定程度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而避免刑罚处罚；另一方面，穷困之人伤害他人，因为没钱，可能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能使被害人得到金钱上的补偿和抚慰，导致无法和解，只能依法接受应得的处罚。很显然刑事和解的实际运作结果在加害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相似的刑事案件，加害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其所受的法律制裁是不同的，这样会导致定罪的不均衡，使国民形成不公平感。因此，如果刑事和解制度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和解将会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精神。尤其在当前存在一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问题将更为突出。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来实现刑事和解的实质平等，否则刑事和解很容易被认为是倾向于富人的一种制度—花钱买刑制度。
（二）刑事和解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
　　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与律师制度框架下，司法的不公平适用、程序约束司法官员的乏力、控辩双方对抗能力的严重失衡、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干预司法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法律外力量染指司法的有力途径以及案件当事人与司法官员进行不正当利益交换的便捷利器，也有可能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新窗口。如果正义能够为金钱所购买，那么这种正义就是一种非正义。虽然刑事和解表面上能使当事人双方达到妥协，司法实践也有一定效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前所述，有能力以金钱“消化”罪行的加害人毕竟只是一部分人，并非每个加害人都能承受，更何况，以金钱疏通关节进而曲解法律、颠覆正义，已成为司法腐败的常见轨迹，大批缺乏金钱能力的人们，也因此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制度的敌视。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为全社会诟病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如不能做到规范适用，该制度恐怕会成为司法不公的新“增长点”。
　 （三）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对赔偿结果过分倚重，导致程序出现异化的倾向。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刑事和解的方式通常仅仅是一次性经济赔偿，而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许多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都急需得到赔偿，尤其是导致重伤害的案件中，对于被害人而言，金钱的赔偿是较为重要的。在当下国家补偿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犯罪人的赔偿成为刑事和解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一些被害人因没有得到犯罪人的赔偿而引发悲剧。
　　以经济赔偿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和解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刑事和解程序的开展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双方的有效沟通和达成赔偿协议为核心环节，被害人可以讲述自己因犯罪行为导致的各种物质和精神伤害，加害人也可以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双方进而可以更加具体、全面地认识到犯罪相关的各种事实，最终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和积极赔偿能更及时、有效地解决目前主流刑事司法程序所无法解决的“执行难”问题，一方面能使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另一方面可以使加害人获得非罪化、非刑罚化或者轻缓化的犯罪处理结果。但是，从目前刑事和解的实践现状来看，尤其是由于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较少采用非羁押措施，难以实现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当面协商，因此实际上通过只能由加害人的家属代替加害人参与和解，当事人往往过分纠缠于赔偿的数额。对赔偿问题的过分重视使得刑事和解程序从理论设计上的“悔罪-赔偿-谅解-从宽”的多重程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演变为“赔偿-从宽（免责、减责）”的单一程序。同时，过于注重赔偿结果，而不考虑加害人的悔罪表现，也使得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处理结果背离了罪行均衡的刑法规定、抛弃了关于罪行均衡的基本理论，其突出表现于人民检察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提起公诉的决定性标准，人民法院将犯罪后是否赔偿作为裁量刑法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与刑事和解的主旨是相违背的，几乎没有考虑到加害人在犯罪后是否真诚地悔过，如何在刑事和解之后帮助、督促犯罪人认真悔过、重新回归社会。
　（四）目前的刑事和解制度过度抬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强调被害人在犯罪与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作为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局面得以改观，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过于注重被害人的地位和利益保护，忽视了公共利益、被刑事追究者利益与被害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在过度提高被害人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刑事和解不仅应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恢复，也应关注罪犯悔罪、改过的情况。作为刑事司法的一部分，刑事和解制度不可能完全舍弃刑事司法机制的这一基本功能。刑事和解制度不仅要努力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也要努力使得加害人建立起对社会不特定人的互惠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刑事和解不同于通常的刑事司法制度之外在于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机制的框架内着重强调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与关系恢复。但就其实质而言，该制度非仅仅是恢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以被害人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