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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之研究
张晓梅

　　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问题，在理论上是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是我国海事法院受理涉外海事纠纷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I海事律师常说的一句话“打海事官司(即海事诉讼)，先打管辖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律”，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理好海事案件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性。
　　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是指一国根据国内法和本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对某一海事诉讼行使审判权的资格。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海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海事法院受理涉外海事案件的前提。我国以前对涉外海事案件的管辖权缺乏明确的规定，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特别程序法》)已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将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特别程序法》以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类海事案件的管辖权，为完善我国海事诉讼奠定了基础。下面简
一、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的体系
　　我国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一方面体现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中，另一方面体现在有关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程序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本法对涉外海事诉讼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一)国际条约
　　我国已参加的涉及海事诉讼管辖权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76年议定书ConventiononCivilLiabilityforOilPollutionDamage,1969/1976》，《1910年统一船舶碰撞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等。
　　(二)国内立法
　　我国立法关于涉外海事管辖权的规定，主要反映在2000年7月1日施行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199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具体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和法律的等级效力原则，我国海事法院在处理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的时候，应当首先适用《特别程序法》，其次是《民事诉讼法》，最后才是最高院所作的规定和司法解释。根据以上法律的规定，确立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的原则主要有：　
　　1?属地管辖原则。同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不同，涉外海事案件中属地管辖除了常见的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等管辖根据之外，船舶到达地、船籍港所在地是海事案件特有的管辖根据。
　　(1)船舶到达地海事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具体规定》，在下列情况下，船舶进入我国海域或最初到达地为我国港口的，我国海事法院即具有管辖权：船舶碰撞或其他海损赔偿案件，受害船舶或加害船舶的最初到达港为我国港口；海上救助案件，救助船舶或被救助船舶的最初到达港为我国港口；拖航合同纠纷案件，双方或一方的船舶到达我国港口或进入我国海域；船务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被代理船舶到达我国港口或进入我国海域；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件，在国外修理的船舶到达我国港口或进入我国海域等。
　　(2)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船舶是物不是人，然而法律往往把它人格化，把它看作自然人或法人。这就是船舶的拟人化处理。船舶同自然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船舶有船名、国籍、船龄和船籍港，好比自然人有姓名、国籍、年龄和住所。船籍港就是船舶登记港，通常船籍港由船舶所有人自行选择。根据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船舶必须有船舶国籍证书，或船舶登记证书，或船舶执照。”只有通过登记，才能取得船舶国际证书或船舶执照。我国船舶登记的目的在于：为确定船舶的国籍和船籍港，保证船舶所有人对登记船舶的所有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加强国家对船舶的监督管理。2因此，船籍港对船舶来说好比是她的住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次《特别程序法》充分认识到了船籍港对船舶和海事诉讼的重要性，规定因海事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因海船租用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因船舶抵押权提起的诉讼、因海船的船舶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优先权纠纷提起的诉讼、都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
　　2?保全管辖原则3。保全管辖原则是我国涉外海事管辖的又一大特色，它是指我国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对被请求人的财产或行为或证据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而取得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的管辖制度，它是海事诉讼的一项特别制度。具体分为海事请求保全制度、海事强制令制度和海事证据保全制度。保全管辖，突破了属地管辖、协议管辖的限制，不要求当事人是内国公民或法人，也不要求有住所或争议事件发生在内国，或双方当事人协议到内国法院诉讼，只要内国法院应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依法对被请求人的财产或证据采取保全措施，对行为发出海事强制令，内国法院即取得对该涉外海事诉讼的管辖权。
　　海事请求保全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对被请求人的财产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特别程序法》第21条详细规定了海事请求人可以依据哪些海事请求，如船舶营运造成的财产灭失或者损坏、与船舶营运直接有关的人身伤亡、共同海损等，申请扣押被请求人的船舶(包括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或船载货物。通过海事请求保全的执行，该海事法院就取得了对该海事请求的管辖权。在海事司法实践中，通常象船舶建造或买卖合同纠纷、船舶抵押权纠纷、船舶优先权纠纷、船舶碰撞及其他海损赔偿纠纷，都是先通过海事请求保全，使采取保全的海事法院取得相应的管辖权，然后进行海事诉讼的。
　　海事强制令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不作为的强制措施。例如责令船东卸货或者暂停卸货等。《特别程序法》规定，海事强制令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但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海事强制令，应当向海事纠纷发生地海事法院提出。同时，该法也规定了作出海事强制令应具备的条件：1)请求人有具体的海事请求；2)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3)情况紧急，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
　　海事证据保全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对有关海事请求的证据予以提取、保存或者封存的强制措施。例如要求船东提交航海日志，货物积载图等。该法规定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海事证据保全，应当向被保全的证据所在地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证据保全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侵权的诉讼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的约束。该法第67条规定了采取海事证据保全应具备的条件：1)请求人是海事请求的当事人；2)请求保全的证据对该海事请求具有证明作用；3)被请求人是与请求保全的证据有关的人；4)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证据保全就会使该海事请求的证据灭失或者难以取得。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二项制度，解决了海事司法实践中久拖未决的二大问题，使我国海事法院现在受理该类案件有法可依。更为重要的是，它创造了海事诉讼领域一个全新的概念——保全管辖，是《特别程序法》的一大创新，补充了民诉法的不足。但其缺点是容易导致国际海事诉讼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因此，《特别程序法》第19条、第61条、第72条特意规定：海事请求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订有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应按协议管辖进行诉讼或按仲裁协议去仲裁。
　　3?专属管辖原则。即某些涉外海事诉讼，依法只能由内国特定法院管辖，其他国家法院、内国其他法院无权管辖，当事人也不能以协议方式变更管辖，属于法定管辖。专属管辖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严格的排他性。《特别程序法》第7条明确规定下列三种海事诉讼由特定的海事法院专属管辖：
　　(1)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2)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由污染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地海事法院管辖；(3)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海事法院管辖。
　　4?协议管辖原则。在海事诉讼中，涉外海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以书面协议的形式自愿将争议交由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制度，又称合意管辖或约定管辖。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案件管辖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当今国际上普遍适用的一种管辖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特别程序法》第19、61、72条对明示的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第245条对默示的协议管辖都作了规定。一般认为，当事人协议管辖只能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管辖，但本次《特别程序法》第8条明确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可见第8条的规定突破和丰富了《民事诉讼法》第244条的规定，体现出我国管辖权立法方面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它为我国海事审判走向世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值得肯定。
　　在涉外海事诉讼中，协议管辖的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海商合同中海洋货物运输合同(提单)、海上保险合同、打捞合同、拖航合同，通常都订有管辖权条款。关于这些管辖权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情况非常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文在此不作论述。但笔者认为只要符合我国法院的有关规定，海事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
二、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一)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冲突产生的原因
　　正如本文上述的介绍，同一起海事争议，可以具有多个管辖根据，而使多个国家对该起海事争议具有管辖权。例如我国《特别程序法》规定：因海船劳务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船员登船港或者离船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许多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国内法都有类似规定。因此，在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同一海事案件在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法院提起诉讼，且这些法院均主张管辖权时，就会产生诉讼管辖权的冲突。最常见的就是所谓“一事两诉”问题。即某一涉外海事诉讼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在一个以上国家法院提起诉讼，亦称“平行诉讼”或“双重起诉”。4它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相同当事人的诉讼，即同一原告在内国和外国法院就同一争议对同一被告提起的诉讼；其二是相反当事人的诉讼，即同一诉讼标的，内国法院的原告在外国法院又成为被告。
　　涉外海事案件极易引起管辖权的冲突(诉讼管辖和仲裁管辖的冲突本文这里暂不讨论)，究其原因主要有：
　　1?世界各国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出发，从立法和司法上都积极地扩张其海事管辖权，尤其是因为涉外海事案件通常金额较大，严重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和远洋运输事业的发展。
　　2?海事法律关系以船舶为中心，船舶作为一种海上运输工具，在世界所有可航水域航行，因此，一般每一起涉外海事争议中都具有两个以上的管辖根据，有时多达五六个。
　　3?世界各国普遍流行的通过扣船而获得管辖权的做法，使涉外海事管辖权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二)解决涉外海事诉讼的管辖权冲突的原则
　　当我国海事法院遇到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应根据我国民诉法关于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即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便利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争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国际私法的有关原则，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切实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以下原则，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的：
　　1?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管辖权本身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行使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只要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就不应当放弃管辖。但是，这并不等于人民法院无条件地坚持管辖。根据涉外海事案件的特点，有时坚持对案件的管辖不一定就维护本国利益，而放弃管辖权并非就一定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如考虑到我国船东赔偿责任限制过高)。如果我国海事法院发现案件由外国法院管辖，适用外国法会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法院应主动放弃自己的管辖权，这种管辖权的放弃不同于主权的丧失，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主权。
　　2?有效管辖的原则。有效管辖的原则，是指我国法院只有在对当事人及其财产实行有效控制，审理结果能够在我国实现，或生效判决能够在当事人请求的国家得以承认和执行，才主张对该海事案件的管辖权。因为，如果我国海事法院的生效判决事实上根本得不到执行，这对胜诉方来说只是得到一纸空文，还不如放弃管辖，否则有损于自己法院的尊严。因此，笔者所倡导的有效管辖原则和英美等国的“有效原则”(也称“实际控制”)是根本不同的。如英国法院从“有效原则”出发，只要被告在英国境内能够将传票送达给他，即使他是途经英国的外国人，英国法院对他可以行使对人的管辖权。美国更有“有形到场”之说，即被告在法院地虽是暂时经过(如被告乘的飞机飞越法院所属州的上空)，法院即拥有管辖权。显然，笔者倡导的“有效管辖原则”是为了约束我国的涉外管辖权，英美等国的“有效原则”是片面强调扩张自己的管辖权。虽然现在美国法院也要求有“最低联系”标准，但什么是“最低联系”标准，美国联邦法院作了许多判例，但最后不得不承认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5
　　3?方便诉讼的原则。所谓方便诉讼原则(又称民诉法的两便原则)，是指法院便于行使审判权，便于调查，便于审理，便于执行，另一方面利于当事人举证、出庭等。我国的方便诉讼原则和国外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就其实质而言，有很多相似之处。
　　4?公正合理的原则。如果我国海事法院认为自己拒绝行使管辖权，对原告来说是不公正的，原告的合法权益在他国可能得不到保护，从公共利益出发，应坚持管辖权。
　　(三)解决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方法
　　从上述涉外海事管辖权冲突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要避免和减少冲突的产生不外乎二种方法。
　　其一，各主权国家从本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处理好管辖权冲突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种办法：
　　1?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
　　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效力，实际上就是允许当事人选择在他们看来最合适、最方便的法院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这就排除了与案件有关的其他国家的法院的管辖权，从而解决了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但因世界各国大都对协议管辖设置了相应限制，特别是对交由外国法院管辖的协议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如我国民诉法第244条规定的“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美国法院有关判例以及《冲突法第二次重述》、《法院选择示范法》等在确认法院选择协议(即管辖权协议)可执行性的同时，也指出了例外情况的存在，如协议的构成有缺陷、协议不合理或违反公共政策。6因此，协议管辖不能完全解决涉外海事管辖权冲突的问题。
　　2?运用方便诉讼的原则或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方法
　　有这样一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数卷不锈钢从美国运往上海港，航次运输合同规定，所有关于此运输合同的争议由美国法院管辖，适用美国法律。我国收货人发现有一卷不锈钢受损，损失价值约5万元人民币。遂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运人赔偿损失。我国海事法院受理了该案，但被告美国船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称根据中国的有关规定，本合同的管辖权条款有效，本纠纷应到美国诉讼。原告反驳：为5万元人民币去美国诉讼，无疑于迫使其放弃索赔的权利，显然不合理。我海事法院如何处理这一管辖权异议?我以为，首先应承认管辖协议有效，但是在本案中，该管辖协议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方便法院原则是从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其大意为：尽管受诉法院对某案件有管辖权，但若由其审理该案件对当事人构成不公或不便利(即该院为“不便利法院”)，且有其他更方便审理该案的有管辖权法院时，则该院可以自身属不方便法院为由，依职权或根据被告的请求作出自由裁量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不方便法院原则试图对原告、被告的权益和法院地的公共利益加以平衡，以达到公正、合理的结果。加拿大海商法学者威廉姆·台特雷教授说：“建立在‘真正和实质性联系’的标准之上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已成为加拿大冲突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7
　　3?适当运用“同一事件已有诉讼系属之停止”的方法
　　所谓“同一事件已有诉讼系属之停止”与俗称的“二重起诉(一事两诉)的禁止”的意义大致相同：即在存在一事两诉的情况下，相关的国家的法院可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中(终)止或解除本国的诉讼或禁止当事人在外国起诉或继续诉讼，从而解决了内、外国的管辖权冲突问题。8世界各国和不少国际条约都采取了这一态度。1977年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船舶碰撞中有关民事管辖权、法律选择、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罗港规则的公约》第2条第2款也有类似的规定。196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民商事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第21条规定：“相同当事人之间就一诉因在不同缔约国法院起诉时，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主动放弃管辖权，让首先受诉法院受理。”
　　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1992年最高法院《意见》第3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裁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似乎表明我国是无条件一律支持一事两诉的。本文认为这种作法不妥，我国海事法院还是应当根据前述解决我国涉外海事管辖权冲突的原则区别我国法院是否为首先受理法院，如果是首先受理的，可以坚持管辖权；如果不是首先受理法院，应当运用“一事二诉之禁止”的原则以拒绝，不能盲目参照上述最高法院《意见》的规定，但是当事人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应当由我国海事法院受理的除外。这种做法，既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又有利于我国在该领域与其他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也不违背民诉法第35条的精神。其实，我国与意大利、蒙古等国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已有类似的规定，“被请求国法院并不能因为案件正在由其审理而当然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只有在被请求国法院比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先受理该诉讼时，才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9
　　4?运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我国《民诉法》第111条第5款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根据此款规定，由我国法院制定的判决书、裁定书如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又起诉的，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但法律没有说明对外国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是否也可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例如，中国的A船和美国的B船在日本领海内发生碰撞，并在日本审理结案。而后，中国A船船东在国内对美国B船船东提起诉讼，B船船东以本案已在日本诉讼结案为由，要求驳回中国A船船东的起诉。我海事法院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重复诉讼是二重起诉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应当予以驳回，除非起诉方能证明先前的诉讼，其没有得到合理的答辩的机会或存在欺诈等严重违反程序公正的情节。如1977年国际海事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船舶碰撞中有关民事管辖权、法律选择、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罗港规则的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如果一缔约国已在诉讼中对实质作出了判决，则诉讼中的一方不得在其他对有关根据同一事实对诉讼中的对方提出进一步的诉讼，除非胜诉方在作出判决的国家，判决不能得到全部执行。1977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的公约》第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英美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依据“普遍公平”的法则对于判决后又在他国提起诉讼的案件一般不予受理。但是如果该外国判决书需在我国承认和执行，则我国法院可以依法进行审查。
　　其二，通过国际间合作，即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的方法制定国际海事诉讼程序规范，来防止和减少管辖权冲突。
　　在海事国际私法中，国际条约扮演了重要角色，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其他部门法中是少见的。如《1952年统一扣押海运船舶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1952年统一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中民事管辖权方面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1977年统一船舶碰撞有关民事管辖权、法律选择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1978年汉堡公约》。然而，大多数国际公约仅涉及个别领域的管辖权问题，其作用范围有限。其次，有些公约又就某一争议的管辖权规定了数个连结点所在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例如《1952年船舶碰撞民事管辖权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第1条第1款：海船与海船或与内河航行船之间所发生的碰撞的诉讼，可向下列法院提起：1)被告经常居住地或营业所所在地的法院；2)被告船，或可依法扣押的，属于被告的任何其他船舶被扣押的地点的法院，或本可进行的扣押并已提供保证金或其他保全的地点的法院；3)碰撞发生于港口界限或内河水域时，碰撞发生地法院。再次，有关的国际条约只是对条约参加者有效，对非缔约国当无约束力。
　　简而言之，解决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冲突，不外乎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两种方法，归根结底在于一国的国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目前，我国法律对涉外海事诉讼管辖规定得比较具体、科学，但对于管辖权的冲突问题，无论是民诉法或特别程序法，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急待解决。本文上述提出的解决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原则和方法，希望能为我国完善这方面的立法以及各海事法院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思路。
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用语言、文字、动作、图像或者其他方法，向他人传授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和技能的行为。本罪是简单罪状，刑法对于该罪行为内容的规定仅仅是“传授犯罪方法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传授”词性为动词，意思指把学问、技艺教给别人，如传授技术、经验等。要科学把握该罪的行为内容和停止形态，必须正确理解“传授”这一概念具体、准确的含义。

1.传授的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口头讲解、身体示范、观摩影像，公开或秘密的，当面或者转授的，一人传授一人或多人，多人传授一人或多人等。这里，关于传授方式的理解，应注意两点：

第一，强制、胁迫等方式可以成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案例—[第651号]李祥英传授犯罪方法案——强迫他人学习犯罪方法后，胁迫其实施犯罪，应如何定性（以下简称李祥英案）。该案解决了笔者当初思考本罪的一个疑问，就是犯罪方法的传授是否可以以暴力、胁迫的方式进行，因为这样的方式本身并不常见，不易发生，而最高人民法院用实际发生的案例表示了支持。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本罪在实际生活中传授方式的多样性。

第二，网络媒体的介入，导致新型传授方式的出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犯罪方法也不例外。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传授犯罪方法，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审结的利用感冒药制造冰毒一案，犯罪人王某利用网络传授制毒的方法最终获刑。利用网络媒体传授犯罪方法的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黑客学校。这些黑客学校的授课内容几乎囊括了各种病毒、木马制作技术和各种网络攻击技术，是造成当今计算机犯罪愈演愈烈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于利用QQ或QQ群等即时通讯软件或者电子邮件、网络论坛等方式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对其中属于本罪行为内容的，应当进行有效的规制。

2.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目前，学界已趋于形成一致的观点，即传授的具体犯罪的范围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而不包括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3.传授的态度，分为主动传授与被动传授。主动是指不待外力推动而行动，被动是指待外力推动而行动。具体到本罪中,外力则是指非基于传授者本人意愿或意志的外在力量，如被传授人的影响、第三人的推动等。传授者的态度差别，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笔者认为，传授者的态度问题影响到传授人与被传授人的人身危险性的认定，进而影响到刑罚的量定。按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同样的条件下，主动传授者的所判刑罚应该重于被动传授者。之所以这样认定，在于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虽说是社会法益，但其中也牵扯到被传授人的个人法益。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概念“被害人的承诺”。被害人的承诺，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以特定方式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法益的行为所表示的允许。被害人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是刑罚处轻事由，即被害人的承诺不否定犯罪的成立，但是，对所成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具有被害人的承诺而将被害人杀死的行为，只成立承诺杀人罪，而不成立普通杀人罪，这种意义上的被害人承诺，因为不只是涉及个人法益，也涉及社会法益，只是部分的承诺，不具有全部的效力，是不完全的被害人承诺。同样，传授犯罪方法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法益，但也涉及被传授人的法益，在被动传授的关系中，传授人的传授行为可能源于被传授人的央求、引诱甚至是强迫等。在这种关系中，被动传授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远小于主动传授人，应当在定罪量刑时得到相应的体现。

4.传授的对象。传授的对象即所传授的犯罪方法针对的具体人。对于传授对象的范围，学界有着两种观点：一、从犯罪对象上来说，本罪的对象则没有这种限制，不论向何人传授犯罪方法都构成本罪。二、对被传授人的年龄并不要求必须达到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即使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只要具有一定的接受能力，行为人对其传授犯罪方法的，就可以构成本罪。相比较这两种观点，可以得出第二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范围的缩小。依据第一种观点，即使向完全没有辨认与控制能力的人传授犯罪方法也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其实这是为了惩罚传授人而最大化的扩大了对象范围，具有立法时鲜明的时代印记。而第二种观点，则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在刑事责任能力之外引入“接受能力”的概念，作为判断传授对象的标准，不再是一切对象，这样也就排除了完全无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对象。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接受能力”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界定，需要参考的因素也很多，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标准不易统一。

依笔者拙见，应该继续沿用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但必须做出改变，就是本罪针对不同的传授对象而发生时，做出定罪量刑方面的变化。原因在于，这里牵扯“传而未受”“传而受不了”的问题，即由于传授人的原因，传授的犯罪方法的信息并没有真正发出或清晰地发出，导致无法接受；又或者由于被传授人的原因，接受信息的能力缺乏或者不完善，导致信息毁损。这样的情况，从被传授人的角度看,他是否学会,是否犯罪,其主观意志是决定因素,所以对造成的危害不能仅让传授人负责。我国的刑法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行为刑法，导致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关心程度偏低，在传授犯罪方法罪中，传授人确实具有犯意的主观恶性，但诚如以上观点所言，犯罪是否实际发生主要取决于被传授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刑法的理论强调对社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法律已将其上升为犯罪的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威胁的，还有（也许主要是）那些以其行为表明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个人。因此，如果仅仅致力于解决犯罪行为的问题，就等于仅仅是治理恶之表，而不追究恶之因。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