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的通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的通知
青政办[2011]41号
西宁市、各自治州人民政府，海东行署，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青海省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青海省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建立公平、高效的招标投标投诉处理机制，维护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11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对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的投诉及其处理，适用本办法。前款所称招标投标，包括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以及签订合同等各阶段。
第三条 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权依法向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投诉。
前款所称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投标人以外，与招标项目或者招标活动有直接和间接利益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省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建设、水利、交通、商贸等行业和产业项目的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以下简称为“行政监督部门”)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省监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青政办〔2010〕114号)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受理对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
对省重点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除有关工业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由省经委受理并查处外)，由省发展改革委受理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 省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是全省招标投标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全省招标投标(含政府采购、药品采购)活动的监督检查。对所收到的投诉，视情况可以依法直接调查处理，也可以转交有关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办理，对案情重大、涉及面广的投诉，可以联合省发展改革、监察部门及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受理查处。
第六条 行政监督部门实行招标投标投诉处理责任制，设立负责受理投诉的机构及其电话、传真、通讯地址、电子信箱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上级行政监督部门收到属于下级行政监督部门受理的投诉，可以转交下一级行政监督部门办理，转交办理需要填写《招标投标投诉转办通知书》，并将投诉材料一并转交办理部门。投标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监督部门投诉的，应按照行政监督职责分工的要求，由具体实施招标投标监督和备案的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处理。
第八条 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在处理投诉、查处招标投标违法活动时，要加强与同级监察部门的协作配合，对发现监察对象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监察部门通报情况。
第九条 投诉人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十日内提出投诉。
第二章 投诉及其受理
第十条 投诉人可以自己或者委托他人代理投诉事务，代理人办理投诉事务时，应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投诉书一并提交给行政监督部门。授权委托书应当明确有关委托代理权限和事项。
第十一条 投诉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提出投诉。
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诉人的名称、住址及联系方式；
(二)被投诉人的名称、住址及联系方式；
(三)投诉事项基本事实；
(四)相关请求及主张；
(五)线索和相关证据。
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单位和个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附身份证明复印件；个人投诉的，还应当提供其与招标投标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 招标投标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对以下内容进行投诉：
(一)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中存在明显歧视性规定，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性待遇的，且限制或排斥了潜在投标人参与的；
(二)招标文件的补充或修改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方式发布的；
(三)评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应当自行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四)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标的；
(五)招标人与投标人或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进行串标、围标、陪标的；
(六)招标人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确定中标人的；
(七)招标人违反开标、评标、决标程序的；
(八)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存在泄露应当保密信息资料，可能影响评标结果的；
(九)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招标人及中介机构有暗箱操作行为的；
(十)行政监督部门监督不力或评标委员会成员存在评标不公正行为的；
(十一)中标人有低于成本价中标的；
(十二)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增设条件或无故拒绝签订合同的；
(十三)其它违反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规定，使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受到损害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
(一)投诉人不是招标投标的参与者或者与投诉项目无利害关系的；
(二)未提供有效的线索、证据的；
(三)投诉的事项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者司法程序的；
(四)超出投诉时效的；
(五)投诉人对已经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且未提出新的证据的；
(六)投诉人主动撤回投诉后，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投诉的。
对不予受理的投诉，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以《招标投标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书》形式告知投诉人。
第三章 投诉处理
第十四条 对于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收到投诉材料并下达投诉受理通知书之日即为受理。对于符合受理条件，但缺少必要材料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一次告知需要补充的材料，按要求补正材料的，重新递交投诉申请，以重新递交投诉材料的日期为投诉申请日期，未按要求补正材料的，视为放弃申请投诉。行政监督部门收到并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当以《招标投标投诉受理通书》告知投诉人，并填写《招标投标投诉登记表》，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在五日内开展审查、调查。
第十五条 投诉的处理形式分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复杂程序三种：
(一)投诉的违法违规行为事实清楚，情节轻微，经指出后当事人能够及时纠正，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处理。处理投诉的简易程序为：
行政监督部门填写《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决定书》，将处理的过程和结果予以记录，经行政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后结案。
(二)投诉所反映的问题已经或者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上级行政监督部门交办的投诉，应当按照一般程序处理。处理投诉的一般程序为：
1.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2.调查结束后，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投诉的主要内容；
(2)调查的基本过程；
(3)调查获取的各种原始记录及证据附件；
(4)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
3.填写《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决定书》，与《调查报告》一并提交行政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后结案。
(三)对事项重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的投诉，应当按照复杂程序处理。负责受理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提请上级行政监督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联合调查，共同研究处理。处理投诉的复杂程序为：
1.根据投诉事项具体情况组建联合调查组；
2.联合调查组应当按照责任分工和本办法有关规定，全面、客观、公正调查，收集有关证据；
3.调查结束后，汇总调查取证相关原始记录及证据附件；
4.形成《调查报告》；
5.联合调查组根据调查结果研究做出处理决定，并形成《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决定书》，加盖负责受理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印章结案。
投诉处理决定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名称、住址；
(2)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及主张；
(3)被投诉人的答辩及请求；
(4)调查认定的基本事实；
(5)处理决定的具体内容、事实和法律依据；
(6)作出处理决定的日期。
第十六条 行政监督部门受理投诉后，应当调取、查阅有关文件，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第十七条 行政监督部门调查取证时，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并做笔录，交被调查人签字确认。
在投诉处理过程中，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听取被投诉人的陈述和申辩，必要时可以要求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并记录。
第十八条 对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的调查，投诉人、被投诉人以及评标委员会成员等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及情况，不得拒绝、隐匿或者伪报，并对所提供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九条 负责处理投诉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
(一)近亲属是被投诉人、投诉人，或者是被投诉人、投诉人的主要负责人的；
(二)近三年内在被投诉人单位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
(三)与被投诉人、投诉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对投诉事项公正处理的。
第二十条 负责处理投诉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下列保密制度：
(一)妥善保管和使用投诉材料，不得私自摘抄、复印、借阅、扣押、销毁；
(二)严禁将投诉事项透露给与投诉无关的单位和个人，或者有可能对投诉人产生不利后果的单位和个人；
(三)保守在投诉处理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国家机密、商业秘密。
第二十一条 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根据调查和取证情况，对投诉事项进行审查，按照下列规定做出处理决定：
(一)认定投诉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的，驳回投诉；
(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明确，事实确认，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
(三)投诉情况属实，招标投标活动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及本办法对相关单位或工作人员予以处罚；
(四)投诉查处中涉及相关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建议其行政主管或监察部门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在投诉调查处理过程中，行政监督部门认为不采取必要措施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可以采取责令暂停招标事宜、封存招标投标资料等强制措施。
第二十二条 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投诉结案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决定书》送达投诉人、被投诉人。
第二十三条 上级行政监督部门交办的投诉案件，下级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调查处理完毕后，将《调查报告》及《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决定书》等有关材料报上级行政监督部门备案。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做出处理决定后，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及时公布处理结果。
第二十四条 行政监督部门应将调查、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表格、文书、图件、照片、证据、资料等编目装订，立卷归档，并负责做好保存和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投诉撤回
(一)投诉处理决定作出前，投诉人要求撤回投诉的，应以书面形式递交行政监督部门；
(二)对于撤回投诉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准予撤回，终止投诉处理活动；
(三)对于已经查实或发现有明显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不准撤回，并继续调查直至做出处理决定。第二十六条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投诉事项做出处理决定。对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做出处理决定的投诉，经行政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并将延长情况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全省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处理工作，发现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依法应当由其受理和处理的投诉不受理、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应当责令其纠正，对情节严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投诉人的投诉，应当实事求是。不得通过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或者以非法手段和渠道获取的证据材料提出投诉，也不得以阻碍招标投标正常进行为目的恶意投诉，制造事端，干扰招标投标管理机构正常工作。
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为恶意投诉：
(一)一年内有三次投诉经调查均不符合事实的；
(二)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认定为恶意投诉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驳回投诉，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予以公示，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诉时，应当坚持公平、公正、高效原则，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负责招标投标投诉处理的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政，不得徇私舞弊，若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第三十条 投诉人对行政监督部门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行政监督部门逾期未做处理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涉及政府采购、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的投诉及其处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诚信原则之再研究
黄 忠
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虽已经被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6条）予以确认，而且许多学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仍不乏有异议者。比如孟勤国先生曾撰文指出应把诚信原则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补充进行研究，并认为不应借诚信原则之名，谋法官造法之实。[1]李锡鹤先生也对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提出疑问。[2]概述之，对诚信原则的地位存有疑问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１，诚信原则与意思自治（或称为合同自由或意思自由）究竞何者更为根本？２，已被法律化的诚信原则是否仍具有道德性，如果有，那将这种具有道德性的原则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的增加当事人的义务？３，诚信原则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所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在司法中加以适用？
诚然，上述三个问题确实涉及到了诚信原则作为民法中“帝王规则”地位的基础问题，如果对上述问题能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认可的回答那诚信原则的“帝王规则”地位就自然得以确立了。本文就是以这三个问题为出发点，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并结合两大法系中的相关规定，尝试对上面三个问题作以回答。
一、诚信原则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之比较研究
意思自由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早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中就已经有现代意义的意思自由思想了。意思自由原则曾一度被西方法学家作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而大加赞赏。比如，德国学者海因·科茨曾说：“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3]不过，也有学者反对说：“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将合同自由置于法律制度的中心仍然是正确的吗？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谈判权利不平等，合同地位被扰乱，较弱的一方当事人需要保护的情况下，合同自由是否不应受到强制规则的限制？取代合同自由或代之以‘契约公正’原则是否不合时宜？[4]
那么，究竞意思自由原则与和诚信原则两者中何者更为根本？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先对意思自由原则得以成就的前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意思要得以自由须使以下前提得到满足：一是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而且这种平等应该是一种实质的平等；二是当事人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都非常了解，能够对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两个前提下，当事人才能有诸如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然而，在现实的交易中这两个前提却是难以得到满足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借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
（一）垄断的客观存在使得当事人地位不可能平等
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假设，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垄断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供水，供电的交易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且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将日益突出。尤其是当一名普通消费者在与一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进行交易时，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就格外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名存实亡的自由，其作用只能是掩盖自由表面下的重大不公，所谓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也就成了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不平等条件的一个借口。
于此，平等不存，自由安在？
（二）信息不对称使得在交易中当事人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由美国学者阿克洛在其论文《柠檬市场》（１９７０）中最先提出。其基本意思是说，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成本太高等原因造成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零售商与顾客间对于商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雇员与雇主间对雇员工作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在这里，理论上把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如零售商，雇员；而将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pal），如顾客，公司。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代理人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使委托人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倘若这种合约达成了，那就会造成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损的局面，从而也就不能达到经济学所追求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应当承认：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交易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卖主才清楚其所售产品的质量，而买主对此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所以买主就不能或很难对交易的基本情况作出判断，进而所谓的意思自由也就荡然无存了。
因而，在一个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交易环境中，讲意思自由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在实际交易中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只有引入诚信机制，以此来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居于信息优势地位的代理人在缔结合同时承担告知，通知等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意思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诚信即无自由。故两者之间，诚信应居于基础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信息不对称的交易中不引入诚信机制，不仅会使委托人受损，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以一个旧车交易市场为例，先假设市场中有A B C（依次为上、中、下三等）三种不同质量的旧车，对应的价格分别为a b c（依次为高、中、低三档）。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前提是信息对称和完全竞争）价格与质量成正比。然而，在现实交易中，只有卖主知道自己卖的旧车的质量，而买主却不可能完全清楚，当然交易双方都是明白此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就会出现下面不正常的结果：
如果由买方先报价，因为买方知道信息不对称，所以他不会报最高价ａ，如报ｂ，此时卖方要么接受，要么退出交易。如果双方达成交易，则卖方提供的旧车只能是B或C而不会是A，因为只有出售B或C才有利润。在这个交易中高质量的商品A被驱逐出了市场。交易按此继续进行一段时间后，高质量的A类车将会完全被驱逐，此时市场只有B和C两种质量的旧车，所以再交易时，买主只会报c价，同理，当买方报c价时，B 类旧车也将被不断驱逐。最后市场就成了一个只提供劣质商品的市场，卖主对此将丧失信心，从而使市场崩溃。
很明显，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如果没有诚信机制的介入，不仅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会给整个市场造成危害。
（三）诚信原则对违约自由（效率违约理论）的纠正
在经济学中与意思自由相关的还有一个“效率违约”（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理论需要予以澄清。效率违约的意思是指当违约能实现标的物价值最大化时，应当鼓励违约（故又称违约自由）。[5]本文认为，这种理论是片面和错误的。比如甲与乙达成以１元的价格出售某物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丙又以３元的价格想向甲购此物。此时按效率违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应当鼓励甲违约。因为既然丙可以出３元的价格，那就证明此物售于丙比卖于乙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
单从这一次交易来看，这种违约行为可以实现物尽其用的最大化目标，然而必须认识到当此次交易一结束，甲再想谋求下次交易将会很难。鼓励违约将会使整个市场的交易当事人丧失对协议的信心，进而使普遍的交易效率下降。所以民法必须坚持以诚信原则为指导，而不是以片面的效率原则为指导。
在此，我们虽无意去故意贬低意思自由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而且事实上，“意思自有无可否认地仍然起着一种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如上文所述，意思自由既要以诚信为前提，又要以诚信为指导。正如台湾学者蔡章麟所言：“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有内心趋向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倾向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滥用自由之思想倾向与权利滥用之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倾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此趋势之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动的舞台，固属理之当然。”[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应当在民法中认真贯彻诚信原则，使其“帝王规则”的地位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
二、诚信原则的道德性特点与法律化理由之研究
（一）诚信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性。
有关诚信原则的道德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１.从诚信的词源分析来认识其道德性特点
据《BLACK’S LAW DICTIONARY》解释，诚信即：是或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或欺诈。在这里，善良、诚实、忠诚都是道德的概念。
在我国，诚信一词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外国引入的。诚信在拉丁文中为Bｏｎa Ｆｉｄｅ,在法文中为Ｂｏｎｎｅ Ｆｏｉ，在英语中是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直译均为“善意”。在德文中为Treu und Glanben（忠诚和相信），在日语中直接表达为“信义诚实”。汉语中的诚信一词是由德文转译的。德文中的Treu und Glanben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在古代德国常以In Treu(于诚实)，Mit Treu (于诚实)，Bei Treu(依诚实)，Unter Treu（在诚实名义下）来强制交易对方作誓。[7]很明显，这些誓言都带有道德含义。中外的很多学者多认为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道德，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准则而出现的
２.古今中外的各种有关诚信的定义大多承认其道德性特点
虽然现在对诚信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定义，但是无论是“主观判断说”，还是“利益平衡说”，或是“恶意排除说”，[8]都在一定成度上承认诚信的道德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当作一种伦理化的信用观。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到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10]“再到刘勰的：“信者，行之道，”[11]到朱熹的“诚是自然的实，信是人做的实”。[12]都表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信用观大都指言而有信，忠诚老实这样一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个人品质。
既然诚信原则具有道德性的特点，那么将这种道德性的要求法律化会不会不恰当地增加当事人的负担？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分两个步骤加以回答。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讲诚信原则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实就是在讲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认为在谈道德问题法律化时必须先将道德予以分类，故本文将道德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类为最基本的道德，如不偷盗、不杀人等社会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那些道德；另一类为非基本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社会得以运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会更和谐。无独有偶，本文的这种对道德层次的界定与美国学者富勒的观点不谋而合，[13]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Morality of aspiration）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y of duty）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与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义务的道德则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确了道德的两个层次以后，我们可以谨慎的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最基本的道德（或义务的道德）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故应当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加以维护，这种以国家的强制力介入的特点便成为道德与法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当某种道德被社会认为是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时，此种道德就会被法律化。正由此，我们才讲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来的问题就应当是论证诚信原则是不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认为一个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小农经济时代，甚至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由于社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诚信原则的在那里的必要性是不突出的，然而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易日趋频繁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诚信的后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其对诚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乃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石。因为市场实现其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垄断亦存在的现实中，如果不讲诚信，交易将难以达成，既使是达成了也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或社会的利益。
在当代中国，由于我们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诚信原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市场经济法制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尤其是在当前欺诈、违约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诚信原则这种带有道德性特点的原则就更应该去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维护了，即有必要将具有道德性特点的诚信原则法律化。
在论证完将诚信原则法律化的必要性后，会发现诚信原则法律化就是要增加当事人一方（尤其是义务人）的义务，如在交易时要尽不作虚假陈述，主动告知或通知等义务，那么这种增加会不会不恰当地加重义务人的负担？
本文认为这种表面上的义务加重，其实却是一种义务的回归。我们已经知道，诚信原则是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引导，交易的风险就会加大，甚至会使交易难以开展。应该说由诚信原则而导致的表面上义务的增加，实际上却是为交易得以正常进行而提供的必要前提。由此本文认为依诚信原则而产生的义务与其说是增加，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市场得以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义务状态。过去那种表面上看似较小的义务，却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地对正常市场运行所必需的义务的排除，而今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只不过是对诸如通知、注意等诚信义务的发现罢了，而不是所谓的增加负担。
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由于在一个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在交易中的角色会不断的变换：在此次交易中你是卖方所以你会因诚信原则的要求而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在另一次交易中你就可能成为买方了，因而你就会享受由诚信而带来的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交易中交易双方的角色频繁变换的，所以既使诚信原则加重了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但从动态意义上讲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公平和有益的。
三、诚信原则的不确定性特点及法律化的理由研究
（一）具有不确定性的诚信原则可以法律化的原因
正如英国学者路易古德对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们在英国发现很难采纳一种诚实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14]应当承认诚信原则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内涵上的变动性，也指诚信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诚信原则。
法律应当明确。“法不可知，则为不可测”的理念应当予以批驳。然而是不是说法律应当明确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纳任何原则性规定呢？本文认为像诚实信用这类带有不确定性的原则性规定不仅本身有其存在价值，而且也可成为弥补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的必要工具。其理由是：
首先，任何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都不可能将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予以涉及，故对明确化、具体化的规定之外的问题的调整必将落到像诚信这些原则性的规定身上，如果某些应当得到法律调整的问题，在实际上却因为缺乏具体性的规定而游离于法律之外，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法律的悲哀。其次，那些具体化、明确化的规定仍然是一种相对的具体和明确。由于有限理性，此义的不完全确定性等原因使很多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亦存在不确定性，故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解释或自由裁量，在解释和裁量过程中原则性的规定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说明在私法领域恰当采用原则性的规定已成为一种立法趋势。在传统的英美法系中一般化的原则性规定是很少得到承认的，然而，美国已在其《统一商法典》中确立了诚信原则。英国在这方面最为保守，但是对于是否要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诚信原则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自１９１２年瑞士首开在民法典中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的先河后，法、德等国都通过法官的解释和司法活动使诚信原则迅速上升到民法中“帝王规则”的地位。[15]
法律不可能绝对的明确和绝对的具体，法官亦不应该“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一样只能“处理那些符合预定程序，满足其条件的文件。” 我们不能以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为由而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实践中难以把握的困难，应当成为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动力。对此，本文的基本态度是：法律应当尽可能的明确，然而原则性的规定亦有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所以理论上的探究应当是去发掘诸如诚信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原则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方法与途径，而不是以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为理由去反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基本模式的研究
鉴于诚信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与法律要求尽可能地明确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本文认为对诚信原则的法律化可以采用一般化和具体化两种模式来展开。其中具体化模式就是尽可能地将诚信原则在交易的不同阶段中对交易当事人的义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化模式是对具体化模式的弥补和纠正，弥补就是对在实践中因缺乏具体化规定时的补充，而纠正主要是针对依具体化规定可能会造成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结果的调整。
１． 诚信原则具体化模式研究
